多变量分析方法在银行储蓄所绩效评价中的应用

本文利用主成份分析结合模糊聚类分析方法评估银行基层机构—储蓄所的绩效。利用主成份分析抽取出评价的主成份。然后用模糊聚类分析,将储蓄所分为绩效不同的类。在分类的基础上评价各类储蓄所。     

父母离婚与孩子福利——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及其学术启示

随着我国离婚率的持续增长,如何科学估计父母离婚对孩子的影响及其制约因素的作用引起了政府与学术界的重视。在这样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下,系统地综述和借鉴西方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显然是必要的。本文首先介绍西方学者关于父母离婚对婚生孩子生存和发展影响的估计,接着描述他们对离婚代际影响所作的理论解释以及对制约离婚影响的重要因素所进行的统计分析,最后在评价西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进一步深化我国的相关研究提出建议。     

新经典现实主义述评

作为一种国际政治理论 ,新现实主义无法解释各国不同时期的具体外交政策行为 ,但它的体系分析框架为理解外交政策提供了切入点。通过引入国内政治因素等干扰变量 ,结合结构因素的自变量 ,新经典现实主义发展了一门新的外交政策理论范式 ,并在阐释具体的外交政策中显示了强大的力量。虽然新经典现实主义在引入感知、国内政治结构的干扰变量上遭到了猛烈的批评 ,但它反映了当前国际关系各理论流派相融合的大趋势     

从所知学的角度看语义的确立与理解

“语义的确立”的实质是把一所知 (语符 )作为另一所知 (语义 )来知。“对别人所使用的语符的理解”的实质是从别人使用的语符中识别出被理解者自己关联到这一语符上的理解者所知的内容。某语符的语义应该以最早使用这个语符的人所理解的语义为准     

科学解释的语义结构分析

文章从对词、概念、理论的语义分析入手,讨论了语义结构分析的过程和方法,并阐述了语义分析对理解科学理论的意义及对科学理论发展的功能和作用。     

中国阐释学研究的合法性何在?

周光庆认为 ,中国经学传统中的解释空间 ,是以意义信仰为最后皈依 ,以经世致用为主要目的 ,以立足现实不断开拓为显著特征 ,经过历代哲人学者的努力开拓 ,与封建专制社会相互作用 ,常常是相当宏大的。周裕锴指出 ,乾嘉学派的“语言还原法” ,在重现和复制文本原意、保证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性方面 ,对中国阐释学的建构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他们提出的“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标志着中国传统阐释学最终实现了“语言学转向”。严春友则从现象学的视域对中西哲学的两种解释学特征作了分析 ,认为在中国强解释传统依然存在的情形下 ,建立那种旨在解释古代文章的作为一门解释技术的“中国解释学”不仅毫无必要 ,而且也不应该 ,倒是主张“居中”的现象学和现代解释学值得我们去学习 ,它或许可以治疗人们在肯定与否定的两极之间跳跃的毛病。李清良鉴于对中西阐释理论的研究目前已成为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和热点 ,指出中国的阐释学研究如果不是从自己的时代问题出发 ,就不具有充分的合法性 ;从一种不同于西方近代传统的主体性意识角度切入中外阐释理论的研究 ,可能是使中国的阐释学研究获得其合法性的一条思路     

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典型相关分析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是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八个着力点之首,研究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高校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单元,通过对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这两组变量进行典型相关分析,对典型变量的显著性予以检验后来进行经济分析,结果显示科技创新能力与区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要保持区域经济增长,就必须加大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制度变迁中的商业传统——关于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的一种解释

在经历了重大制度变迁后的中国,许多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地域商帮对改革开放初期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不明显,相反一些在历史上并不显眼的小商贩团体和流动手工业群体却对改革开放初期当地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本文通过义乌案例的考察来理解历史上曾经繁荣的经济活动及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如何在计划经济时期通过建立一个地方政府、集体组织与个人活动三者之间的利益相容机制得以存续,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当地经济发展产生作用的过程.     

论九世纪初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动因

活动于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新罗人张保皋,是东亚世界颇具影响的历史人物.关于张保皋的海洋活动,自20世纪60年代以后,韩、日学界就掀起了研究热潮.本文即在此前研究基础上,对当时中、韩、日航路的开辟及其频繁利用,海船制造技术的提高,人们对海洋潮汐认识的提高及掌握程度的加深,唐中后期缘边地方政府对边疆事务的权力和态度,张保皋海洋活动的原发力来自何方等问题试作探讨,力图从不同的侧面对张保皋海洋活动提供新的解释.     

论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的法律意义的考量必须以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为前提.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应该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反对过度解释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