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裁量的法律控制——以行政公开为视角

在现代国家管理中,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变得越来越普遍,广泛的自由裁量及其瑕疵的存在使得行政法不得不对其投入更多的关注。由于行政公开是控制自由裁量的最有效方式,在现代民主政治和法治理念下,应该将行政公开融入到立法性控制、行政性控制和司法性控制中,从而有效实现对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法律控制。     

行政许可审查基准理论初探——以国内航线经营许可领域为例证

审查基准是与行政许可活动有关的一种裁量基准.本文以国内航线经营许可审查基准为例证,指出行政许可机关和咨询委员会都有审查基准制定权,审查基准必须公布.行政机关应以行政许可实践为基础来制定审查基准,应尽可能使许可基准趋于具体化,可以根据社会发展的状况,对许可基准内容进行适当的变更.在特定情况下,应允许许可机关偏离审查基准对个案进行考量,这体现的是"特殊情况应当特殊对待".     

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制度中自由裁量的规制研究

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第57条首次确立了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制度,规定了个人信息处理者在发生信息泄露后向有关部门与个人履行通知的义务。个人信息的泄露往往给个人信息主体带来持续性、衍生性的危害,涉及人身、财产安全以及精神损害等方面,故而及时有效的泄露通知能够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权益。在涉及履行个人信息泄露通知的义务上,处理者被赋予了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即采取措施能够有效避免相关危害的,可以不通知个人。基于此,该自由裁量主要存在两个挑战：一是损害了泄露通知引发的声誉制裁有效性,企业在预见到泄露通知带来的巨大商业风险与社会责任时,往往选择内部“消化”处理已经发生的泄露事件,破坏声誉制裁的运行机制;二是个人信息处理者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基于显性监管指标的“规制捕获”,导致企业以最容易实现合法外观的方式来满足监管要求,降低合规成本。关于如何规制该制度的自由裁量空间以及如何构建监管部门与商业组织之间协调机制的讨论并未停止。妥当地规制“自由裁量”空间,是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制度有效运行的关键。通过借鉴欧美等国个人信息泄露通知制度中关于触发标准、阈值分布等方面令人瞩目的立法政策,基于行政法中第三方义务...     

社会舆论对司法裁量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民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越来越多的参与到政治决策上来,从而扮演着更加重要的社会角色。网络的普及,媒体业的日益成熟,使民众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到决策的讨论环节。处于法治社会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舆论逐渐开始出现在司法裁量的过程中,影响着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的司法裁量,在制定量刑时,一方面要坚持司法独立的根本原则,同时又要兼顾社会舆论的大方向。本文旨在通过对于社会舆论对司法裁量影响的分析,探讨司法独立的重要性,提出未来法治发展道路上追求社会舆论与司法独立平衡的建议。     

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区分技术

真实文本中的裁量基准具有双重性格,它既可能会通过格次划分技术触及法律效果问题,从而呈现出行政裁量细化的角色;同时也可能会通过行政解释技术涉及法律要件问题,从而呈现出不确定法律概念具体化的秉性.由于传统上法院对不确定法律概念和行政裁量的司法审查强度强弱有别,因此对裁量基准的司法审查也应采取两元区分的方式逐一展开,即法院应根据基准文本所对应的客体究竟是“不确定法律概念”还是“行政裁量”,分别奉行严格与宽松的不同审查立场.在本质上,这是一种更为贴近文本的司法区分技术,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平衡裁量基准规则主义与行政自制之间的紧张关系.     

行政裁量基准司法审查的理论、实践和出路

行政裁量基准是行政法的法源,将其纳入司法审查具有必然性。但司法审查的实践势必面临审查＂依据＂与＂对象＂、行政理性与司法理性、成文基准与非成文基准之间抉择的两难。审查的指导理念从＂浪漫与怀疑＂到＂现实＂、审查模式从静态向动态转变、价值目标追求从被动守护正义到能动回应现实,是走出尴尬的基本途径。     

自然灾害救助的行为特点与立法规制

自然灾害救助是一种特殊的行政行为,具有突发性、侵益性与授益性并存、高度自由裁量性、法律约束的原则性、非经常性、强制性等特点。这些特点导致当前我国对自然灾害救助的立法规制存在很大的问题。在此认为,应当从立法机关立法和行政立法两个层面完善对自然灾害行为的立法规制。就立法机关立法规制而言,我们应当尽快出台统一的《自然灾害救助法》;就行政立法规制而言,我们应当尽快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自然灾害救助标准》。     

试论自首的成立条件

自首是我国刑罚裁量制度中一项重要的从宽处罚情节,它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基本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对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降低司法活动成本、及时发现和打击犯罪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但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自首的若干问题存在着不同的学术观点,且因立法以及司法解释的矛盾,给司法活动带来了具体适用上的困难和在认定自首时的不统一。     

论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关于税务和解的适用范围限于复议阶段,这符合税务争议纠纷解决的现实情形。税务和解的标的是法律授权下的行政处分权,法律仅将行政处分权限于行政裁量,忽略了做出行政处分前的事实认定,因为其中可能出现"事实不明"的情况,行政机关对此也有选择的余地,因此"事实不明"也可被纳入和解范围;法律运用偏向于法定职权,应当遵循职权法定原则,"法律不明"不适宜纳入税务和解;税务和解涉及对行政权的处分,须对其适用范围严格限制。     

约定与法定辞职预告期限冲突的司法裁量

《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均对劳动者预告解除劳动合同的期限作出了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可能会延长这一期限,此时就会出现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的冲突。法律规定的辞职预告期限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一种最长期限,当合同约定与法律规定发生冲突时,并非当然意味着合同约定无效,而是取决于司法的裁量——因为这不是一个完全凭借立法就能解决的问题。但司法裁量不能是任意的,而是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标准与实体标准,最终实现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