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官员稳定预期是吏治关键

<正>干部制度改革不仅要加强对干部的约束,更要增强和稳定干部的预期。这对于新入职和新提拔的干部尤其重要。因为现有的各项改革措施都划定了时间点,以确定适用对象的范围。而对于干部的激励,既要以事业发展前景加以引导,也应该辅以合理的经济保障;既要用党员干部的标准提出更高的道德操守,也要解决其作为     

论对物权、对人权与向物权概念的缘起——兼论注释法学派及后注释法学派对债权物权区分论的贡献

注释法学派以及后注释法学派法学家们关于对人权与对物权的区分,构成了德国法上的债权物权区分说的重要渊源之一.注释法学家与后注释法学家使用了ius in re一词,后注释法学家还对之进行了详尽的论述;后注释法学家已经开始将ius in re与ius in personam相区分;再次,奥尔良法学派首先提出ius and rem概念,该概念对后世的债权物权区分说甚至民法学本身产生了重大影响.     

“自然”的蜕变：从《老子》到郭象

严遵《老子指归》、《老子河上公注》、《老子想尔注》、王弼《老子道德经注》,以及郭象对《老子》和《庄子》的注疏和阐发这五部重要的注释类著作,对"自然"一词有着各具特色的解释、运用、乃至改造和创发。从中可见,《老子》之自然的哲学义或体系义并未得到后人的领悟和继承,而是汇入或淹没于百花各自盛开的景观之中。这种流变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自然一词的词义,但也忘却和掩盖了《老子》之自然的宏大眼光和胸襟。     

两汉文献中的经籍传注——《两汉全书》编纂杂识之一

在全部两汉文献中，为前代或当世古籍所作的各种“传”、“注”、“解”、“说” 、“笺”、“诂训”、“章句”等，占有很大的比重。这些经籍传注是基于对一定专书整体考察而作出的系统注解，与此前散见的训诂资料有所不同，已具有一定的学术个性，是一批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学术著作。它们的应时产生，是经学繁盛的直接结果，也反映了经学发展对一般古籍研究的影响，以及经学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汉代社会之多元文化的发展。《孟子章句》与《楚辞章句》是一直为后世所重的两种章句体传注，前者推崇孟子、后者赞颂屈原，曾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论《十一家注孙子》对儒家和兵家治道的整合

《十一家注孙子》汇集了自魏武帝曹操至北宋张预等十一位注家对于《孙子》的注解。关于治国之道 ,孙子与儒家的思想多有相通之处 ,同时又各有侧重、各有特点。这十一位注家在注释《孙子》过程中 ,既阐发了孙子的原意 ,又融合了诸多儒家的思想观念 ,体现出“以儒释兵”、“兵儒整合”的思想倾向。     

日僧廓门贯彻《注石门文字禅》评述

日本江户时期禅僧廓门贯彻所撰《注石门文字禅》 ,是海内外唯一一种《石门文字禅》的校注本。本文从版本学、校勘学、注释学等角度 ,对此书作了详细的评述 ,指出此书虽非尽善尽美 ,但其在几乎无所依傍的情况下 ,首次完成了对《石门文字禅》的全面校勘与注释 ,为后人阅读《石门文字禅》扫清了大部分文字障碍 ,其首创之功及学术价值将永载史册。     

段玉裁的方言学观

段玉裁的方言研究与《说文》体例有关，他有关汉语方言学的观点散见于《说文解字注》。段氏认为，地域是产生方言的原因，方言中保存有古语，地名与方言密切相关，移民是影响方言的重要因素。段玉裁关于汉语方言的这些观点是其语言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资汉语史及现代汉语方言研究借鉴。     

戴震《屈原赋注》小学成就述论

作为一代考据学大师,戴震在注释文学作品时也充分体现出时代学术风尚。《屈原赋注》相对于王逸《楚辞章句》、朱熹《楚辞集注》等注本而言,更具有深厚的思想内涵和务实求真的疏证特征。本文仅从文字、音韵、训诂诸方面来探讨戴注本在小学方面的学术成就。     

向秀《庄子注》别本略论

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问题是学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向注别本的存在与否可以成为解决此问题的一个关键。从史料比较和逻辑分析的结果看,向注别本是极有可能存在的。在向、郭两家《庄子注》的关系上,所谓“述广”说和“盗窃”说是能够并存的,我们应把今本《庄子注》视为向、郭两人共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