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学习西方思想研究

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我国近代历史上农民运动的高峰。在太平天国运动过程中，太平天国学习西方思想，并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一整套理论。太平天国领导人员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知识文化，是当时中国农民阶级反帝反封建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农民阶级的必然选择。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员尽管出身于农民阶级，但是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自身的经...     

“公共外交”与“中国形象”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经常对中国的一些事情进行负面、错误甚至扭曲的报道和评论，导致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不全面、不客观。在2010年关于国际形象认知度的调查中，英国排名第四，中国只排在第十四名。     

日语移植的尴尬

明治时期，日本国全面地向西方开放，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化。而要学习西方的文化——无论是形而下的还是形而上的——都必须首先将那些本土所不曾有的器物、思想、观念等相关概念，从西语翻译成日语。日语原本是由汉字形成的，     

中西方税收观论略--以历史脉络为侧重

税收观是一个国家自身经验的产物。不同的国家因税收观生长土壤不同,生成路径不一,税收观自然呈现差异性。中国古代以封建社会为主的税收观,必然体现皇权至上、"家天下"等理念。即使税赋征收方式有所变更,但为皇帝、皇权服务的核心未有变动。现代中国税收观及其理论的形成深受苏联影响,"国家分配论"体现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及其特色。西方税收观经历了古典时代、中古时期,到近代形成了不同流派、学说,为现代西方税收观的形成、实践奠定了基础。     

没有价值观变革的管理工具带来了什么?

正30年来的改革开放,让我们又一次面临西学东渐。那么,新的"西学东渐"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什么?困惑的是,这些在西方企业行之有效的管理工具,给中国企业和员工带来了什么?为什么许多企业的领导感觉"不好使"?为什么随着这些工具的实践,员工的"被压迫感"越来越重?我们知道,即使在西方企业,这样的"被管理感"也不是员工喜欢的,这样的感觉在中国企业和员工中更甚。使得一些人也据此认为"西方管理不适合中国"。     

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

韦恩·布斯是二十世纪美国修辞学界的知名学者，尤以小说修辞学著称。但布斯对隐喻的论述也颇具前瞻性。由于其修辞学家身份，其在阐述隐喻定义、评价等方面时难免不涉及一些诸如修辞情境、修辞动机、劝说等修辞学概念，这些概念的运用极大地充实了他的隐喻观。研究对韦恩·布斯的隐喻观作了梳理与分析，主要阐析了布斯对隐喻的概念本质、评价等方面的理解，分析了布斯的隐喻观与西方修辞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评价了其理论贡献和局限。研究发现，布斯的隐喻观较具前瞻性，有深厚的西方修辞学底蕴，为后来的隐喻研究作了重要的铺垫。     

20世纪德国频谱音乐的溯源与发展

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方电子音乐的兴起,在传统音乐领域中占据不可动摇地位的德国迎来了电子音乐的热潮.到70年代,受斯托克豪森电子音乐的影响,以科隆为中心的德国涌现出一批频谱音乐作曲家,他们成立了“反馈”小组,通过大量的创作与实践为德国频谱音乐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动力并取得了卓越的成绩.相对于已经名声在外的法国频谱音乐,20世纪的德国频谱音乐发展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     

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罪恶与救赎

罪恶与救赎一直是基督教传统神学里的一个重要主题。在陀恩妥耶夫斯基的经典著作《罪与罚》中，也充分体现出这一主题。小说为我们详尽地讲述了一个青年大学生如何犯罪．去杀死一个老太婆，到投案自首以及获得救赎的全过程。这部小说也体现出强烈的文化冲突。19世纪的俄罗斯，正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发生碰撞的时期。     

张勇:小众专业里走出的“大众招聘情人”——专访智联招聘测评事业部总监张勇

测评谁没做过?无非就是ABCD、YES or NO,网上作答是应届毕业生的家常菜,平日里对自己小测一下也很怡情。作为测评内容的一部分,通用能力测试(IQ/一般行政能力测试)目前也已被大多数中国企业采用,在招聘中节省了企业的招聘成本与时间。然而,这些题目都是从哪里来的呢?怎样才能够知道自己的气场是否与企业相吻合呢?今天,作为测评基础学科的心理学在中国仍属小众专业,大部分心理学从业人员走向了研究、教师岗位。在当今这个倾向于人才市场化的时代,有着多年人力资源管理经验的张勇逆风而上,独树一帜,将自己的兴趣摆放在企业测评工具的应用上。让我们看一看他本人是如何与心理学、测评工具结缘,如何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成为"大众招聘情人"的吧。     

西方艺术史的启蒙辩证法

启蒙辩证法是20世纪西方思想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西方文化的思索和批判。他们认为,启蒙并没有实现其最初的愿望,即带给人类自由和理性,反而使人类堕入新的桎梏和野蛮中。作为西方文化一部分的西方艺术的发展在启蒙时代同样也展现了这种辩证法,启蒙既推动了艺术的发展,同时又使艺术陷入新的桎梏,艺术在启蒙中既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同时又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危险,艺术史的这种矛盾引导我们具体而辩证地思考启蒙以来的现代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