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音乐美及再现--双声叠韵与Alliteration和Assonance的对比和翻译

汉语双声叠韵与英语Alliteration和Assonance有着异同互见的音韵特点。它们以各自特有的韵律为语言增添了音乐美。译者可以用对应,增补,转换和省略等方法再现这种修辞的音乐美,以增强语言的感染力。     

东西方文学理论的差异

这里发表的是一位越南学者对东西方文学理论差异的看法，作者认为，与西方文学理论偏重客体．注重“再现”不同．东方（主要是中国）文学理论偏重主体，注重“表现”。相应地，西方重叙事，中国重抒情：西方要求反映的“真实”，中国强调作家的“真诚”；西方强调的是对世界的确认．中国强凋的是对世界的感认，这一切与西方商业发展较早，中国自古重农不无关系。     

欧美史学的引入与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一个当代学术史的考察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史学经历了三次转型,多种"新史学"次第登场,旧传统崩塌,新传统难以确立,以致当前的中国史学在理念、结构、范式、知识体系、研究方式乃至表述形式等方面,均打上了深重的外来印记。中国史家越来越离不开欧美史学的模式及启发,同时也感受到越来越难以承受的文化压力,由此引发"中学"和"西学"、传统和现代、政治和学术、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多重博弈。为了走出困局,中国史家纷纷设想以多种方式构建自己的史学话语体系,冲破欧美史学的笼罩。然则要在当今学术全球化的时代实现这一目标,不仅不得不继续借用来自欧美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而且还必须取得能为欧美史学界所认可的研究成果。这一悖论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史家的话语权焦虑。     

弦音惓惓：南宋遗民情怀与元明浙操江操琴曲

元明时期,古琴音乐中被人指责为“亡国之音”“衰世之音” 的“浙操”和“江操”,主要是南宋遗民创作和演绎的琴曲。其琴谱和音乐风格与北宋以来的“浙操”和“江操”并不完全相同。南宋时期,在浙江、江西等地,本就有以琴与诗之同好结成的文人群体,入元后,不少人成为遗民的重要代表。其中擅琴的汪元量、毛敏仲、徐天民等,除以诗歌创作表达遗民的失落心态和精神取向外,还将此情怀诉诸琴曲。在此背景下,大量古琴曲被作了新的演绎和再创作。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假借潇湘文学意象,抒发独具遗民心结的惓惓之情,隐逸、避世、孤独、寄情山水则是其中的主题,因而出现了《潇湘水云》《泛沧浪》《飞鸣吟》《秋鸿》《泽畔吟》等琴曲。这一过程持续至明初。明初编订的《神奇秘谱》等琴谱,可谓是对这一过程的总结性成果,奠定了后世对于若干琴曲的解读基调。明代以后,随着士人对宋文化的推崇,以及浙江、江西等南方社会文化的发达,遗民琴曲则被广泛传播,并对此后中国音乐文化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自然史”记录的景观图像——明清时期“中国景观”在西方出版物中的插图绘刻研究

明清时期的西方出版物中关于“中国景观”的插图,实质上就是透过“西洋镜”发现中国的自然史图像记录,其借用“他者”的眼光来反观中国景观的自然形态与社会文化变迁,由此“图像史·景观史·艺术史”藉由“绘画/制图术”这类视觉工具而得以联结。可以说,彼时的欧洲人应都相信这些图像所承载的神秘异域的镜像与想像就是“真的”。这些插图极大地唤起了西方对中国、对东方文化的本能好奇心和浓厚兴趣,亦具有萨义德意义上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对中国“描绘与想象”的文化表征。而且,这些插图以“另一种目光”为已流逝的中国景观保留了珍贵的记忆痕迹,亦可为当下批判性景观设计传承提供文本依据。     

论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历史经验教训

城市化是任何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实现城市化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并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城市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同时,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和造成某些严重后果。所有这些,我们都可以从西方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中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提供有益的借鉴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西方国家财政预算制度的特点与启示

我国财政预算制度,目前尚有一些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地方.例如,预算编制的理念不明确,财政收支的完整性、统一性和平稳性不协调,预算方式过于粗放,预算过程公开性不足等,致使公共财政的功能"越位"和"缺位"同时并存,以致一方面是财政供给范围过大、包揽过多,特别是向竞争性生产建设领域的过多延伸,超出了政府的职能范围;另一方面,应当由政府承担的一些社会公共需求却无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