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法律问题研究

我国自1980年恢复保险业务以来,保险行业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保险合同是一种典型的格式合同,在保险实务中,保险公司与投保者、被保险人因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纠纷而对簿公堂的案例层出不穷。毕竟,保险合同格式条款是由最大利益方——保险机构事先拟定,投保人只能接受而无修改权。大量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存在使得传统的合同"契约自由"原则成为一种虚构,因而,如何加强对保险合同格式条款的规制,维护契约之正义,已成为法律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     

格式条款的契约法理与规制分析——兼评“《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相关规定

格式条款之民商事法理与契约自由和契约正义密切相关。格式条款是契约自由限制的方法之一,同时可节约现代民商事活动成本,有效提高交易效率。格式条款规制的根据来自其对契约自由与契约正义的冲击。采取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立法规制、格式条款无效之规制、解释之规制,是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主要规制。《合同法解释(二)》对格式条款的专门解释有其进步性,但对格式条款效力的解释性规制,则使格式条款的效力形态尤其是无效形态的判断显得更加扑朔迷离,尚待此后相机调整和完善。     

论电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立法规制

指出中国电网企业因其自然垄断地位在市场上极可能产生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中国行业规制法的缺位使得《反垄断法》成为在这一领域适用的法律根据;但《反垄断法》在规制电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时存在一些问题;在借鉴欧美等国相关的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探讨,提出应对中国电网企业的拒绝交易、垄断价格、差别待遇以及其他限制竞争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进行严格规制,以完善《电力法》。     

环境规制、绿色创新与空间效应——基于281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准确把握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是科学制定有效环境规制政策的重要依据和前提。基于2005—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空间效应,得出了以下结论：环境规制和绿色创新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正空间相关性,存在“空间俱乐部”效应,大部分地级市表现出“高—高”“低—低”的集聚特征。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的直接、间接效应影响系数均在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环境规制不仅具有显著为正的本地绿色创新效应,而且还能产生更大的邻地绿色创新效应;稳健性检验结果也支持这一结论。基于此,提出相应可促进绿色创新的政策建议。     

高质量发展视角下我国环境规制减贫致富效应研究

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高质量发展理念角度出发,本文提炼出衡量发展质量的五大维度,并以之为作用路径探讨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机理。在此基础上,本文以2005—2018年中国大陆284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我国环境规制的减贫致富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影响经历一个由阻碍到促进的"U"型变化;不同区域的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呈现出差异性特征,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阻碍作用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弱,且东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表现为"U"型关系;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低于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将阻碍减贫致富进程。当环境规制处于两个门槛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减贫致富的作用效果不显著。当环境规制强度大于高门槛值时,环境规制会促进减贫致富。     

中美环评制度功能比较:督政抑或规制？

从功能上看,中、美两国的环评制度有同有异。相同之处主要在于,两国的环评制度都具有督政功能即预防有害于环境的行政决策的功能。这个相同点的主要原因是两国的环评立法和环评制度旨在预防资源环境领域的“政府失灵”。不同之处在于,一是美国环评制度不是环境规制手段,而是督政手段,而中国环评制度兼具环境规制和督政功能。二是在督,即改善有关环境的行政决策方面,中美两国的环评制度在对事的适用范围、信息披露程度要求和程序保障、环评报告书审查方式等方面有较大不同。这些不同点的主要原因是:环评制度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和立法机关对环评程序的功能认识不同。两国的环评制度在督政方面的不同点显示出国情决定该国环评制度在督政方面的特色。认为环评制度有其规律性,例如环评程序是中性的、“他律”的、预防性的,既可用于行政规制又可用于督政,是因国情而异的。在中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对政府有关环境的行政决策必然会提出更高要求。因此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在修改《环评法》时完善中国环评制度的督政功能。     

中国区域环境规制“绿色悖论”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杜宾模型

借鉴“绿色悖论”理论,利用中国2003—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了空间面板杜宾模型来检验我国区域环境规制是否存在碳排放“绿色悖论”效应。结果表明：我国省区碳排放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呈现加强的趋势,60％左右的省区体现为高高聚集和低低聚集的碳排放特征;以工业污染治理完成投资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工业SO2去除率、污染排放综合指数的逆指数为代表的三个环境规制变量均表现出明显的“绿色悖论”效应;值得注意的是,三个环境规制变量的“绿色悖论”效应存在空间溢出;人口规模和人均GDP 对碳排放起推动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进步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演变的影响

通过构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运用全域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检验、局域空间自相关分布及显著性检验,实证研究2004—2014年中国各省份环境污染的空间格局与空间演变;基于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环境污染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中国各省份的环境污染存在显著空间正自相关性,在区域空间分布上形成了高低两个集聚区域,低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东部向东南部扩展,高污染物排放集聚区正在由西北部向东北部扩展;（2）环境规制强度、技术创新对环境质量的改善起阻碍作用,表明中国目前的环境规制确实存在“绿色悖论”,技术创新并未激发波特假说的“创新补偿”效应。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改善环境质量,中国并不存在“污染天堂”;（3）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直接效应远大于间接效应,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间接效应大于其直接效应,也就是说,本地环境污染受本地环境规制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大于受相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和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本地环境污染受相邻地区的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大于本地的工业化水平和技术创新的影响。     

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

基于电力系统生产供应的内在机制和NSBM(Network SBM)模型,将能源、环境因素纳入投入产出体系,打开系统内部的“黑箱”,考察1995-2012年中国30个省区电力行业总体、发电环节和电网环节的环境技术效率。结果表明:中国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特别是环境纯技术效率偏低。1998年“政企分开”的体制改革对电力行业环境技术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而2002年“厂网分开”的体制改革则未起到积极作用;国有资产控制水平与发电环境技术效率呈倒“U”形关系,临界值为69.6%,2002年以后有越来越多的地区位于临界点的左侧;集中输入和集中输出的跨区电力贸易促进了发电环境技术效率的提高,但不利于电网环境技术效率的提升;煤炭资源聚集的地区环境技术效率偏低,表明这些地区存在资源滥用和环境治理不到位的情况,同时也体现了地区层面的“资源诅咒”“污染天堂”现象。     

论我国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

政党内部治理的宪法规制是指政党内部的各级领导机构及其领导成员与普通党员在宪法的框架内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共同参与、上下互动的方式,依照宪法和法律民主管理政党内部事务的政党建设过程。随着政党入宪的日渐普及和政党政治法治化的发展,许多国家的宪法性文件不仅对政党依宪治理外部事务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而且对政党依宪治理内部事务也作了原则性规定,普遍确立了现代政党内部治理活动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原则,如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等,极大地促进了政党政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人性化。在当代中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规定的民主、法治、人权原则就必须在国家治理层面和政党内部治理层面得到切实有效的贯彻实施,政党内部治理与政党治理国家社会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相互支持、相互促进的关系。为了防范政党对国家社会治理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域外许多国家都把民主原则、法治原则、人权保障原则规定为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的一系列宪法原则。我国要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应该在宪法中规定政党内部治理必须遵循上述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