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看中国高职校企合作机制的现状及问题

德国职业教育以“双元制”为核心，经历了从13世纪的萌芽阶段，19世纪进修学校的诞生阶段，到20世纪中叶职业教育的完善阶段，扩建阶段以及后期国家介入，立法保障等漫长的历史进程，最终形成了法律为基、双元为体；多方参与、协作沟通；责任共担，利益共享；校企协调、理实互补等诸多特色鲜明，体系完备的职业教育机制。对尚处起步阶段的中国高职教育，有这样一个体系成熟，特色鲜明的“名师”，理应能够实现时间跨度的压缩，并结合中国教育的本土特点更快的建立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理念体系，然而事实上我们看到却是中国高职教育在校企合作机制建立中却问题重重，其中的原因和症结值得高职教育人深思。     

热与冷:高校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的思考

首先,对我国高校推行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受"热"捧的原因进行分析;其次,针对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受"冷"遇的原因进行分析;再次,对我国高校如何真正实现学术代表作评价制度提出一些建议。     

项目制、常规制与混合制:对政府购买服务中横向部门差异的分析

项目制的理论认为项目制有利于加强条线控制,因此上级政府愿意采用项目制。但是,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化运作却出现横向部门差异:有的政府部门热衷于项目制;有的政府部门不愿意采用项目制,而是采用常规制;另有一些部门综合运用项目制和常规制,形成混合制。从剩余责任的角度来看,在项目制的实施过程中,作为项目发包方的上级政府虽然压缩了项目承接者的剩余控制权,却仍需承担剩余责任。政府购买服务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上级政府需要承担很大的剩余责任,此时,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信任程度成为影响政府发包的关键因素:高度信任推动项目制,中度信任导致混合制,低度信任出现常规制。     

制度设计与行为选择——未入额司法官转公职律师制度研究

当下新一轮的司改要求实行不超过39%比例的员额制,员额制必然意味着部分现任司法官不能进入员额。这部分未进入员额的司法官并非不优秀,相反是具有各种各样的主客观原因。未进入员额的司法官如果既对于过渡期不甚满意,又对于新设司法官种类不可期待,更对于转任司法辅助人员或者司法行政人员没有兴趣,那么剩下的可能的道路就是离开司法机关。为避免司法官陡然集体离职对于司法工作造成的冲击,应该设置司法官转公职律师制度,以保持未入员额的年迈司法官的工作热情,激发未入员额的年轻司法官的工作干劲,延续司法机关对法学院毕业生的吸引力。     

德国职业教育初识

近几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总体上来讲处于一个更加受重视、出现新思想、取得新成果的阶段。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基本上处于模拟职教发达国家职教的模式,要完全创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职业教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而,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了解、学习他国经验还显得有必要,也能使我国的职业教育少走些弯路。本文作者就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做简单介绍,希望能在学习中突破,在模拟中创新。     

近代和制汉字词的生成理据研究

近代和制汉字词（新漠捂）因对现代汉语词汇的深远影响而广受关注，传统研究多从近代和制汉字词与中国古代汉语的关系出发进行词源的考证，在解释和制汉字词的生成机制方面有所不足；近代和制汉字词作为语言的一个组成部分符合转喻、隐喻、类推等一般的认知模式；可根据隐喻、转喻、类推等形成方式对和制汉字词进行新的分类；从认知的视角对和制汉字词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论大理政权的军帅制——再论大理政权的性质

大理政权的基本军政制度是军政合一的军帅制。军帅制不同于自秦汉以来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帝制。封建君主帝制是中国封建社会贵族地主阶级实行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军帅制则是农民起义军在农民战争中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军与封建专制帝制斗争的政体。大理政权的最高统帅总统兵马大元帅,不是一家一姓世袭的皇权的承袭者,而是在反清农民战争中,由各路起义军首领推举,拜帅任职,执掌大理政权最高权力。大理政权帅府采取合议制。帅府是大理政权的最高权力机构,主管大理政权军政事务。     

跨界营销与公关

正最近一个时期,跨界营销受到行业内外的关注。顾名思义,跨界营销就是指不同行业之间借助一些品牌元素,通过互相渗透,互相融合,使企业或品牌的整体形象得以提升。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跨界营销可以实现品牌从平面到立体,由表层到纵深,从消费者的被动接受到主动认可,由视觉、听觉的实践体验到联想的转变。     

对事业单位会计核算提出的几点建议

《事业单位会计制度》的实施对促进事业单位健康、持续、稳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相关政策的出台，现行制度已越来越不适应新的需要，对当前会计核算制度的改革已势在必行。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的法制新思考

基于地缘、族缘和亲缘等因素，中越边境跨国婚姻源远流长。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中越边民跨国婚姻必将有增无减。当前，因为遭遇一定的制度障碍，也因为现有制度执行不到位，中越边民跨国婚姻家庭处于不正常的状态，婚姻家庭的功能不能得到有效发挥。要使这种跨国婚姻走向正常化，中国政府有必要完善相关法制，重点是完善跨国婚姻中的临时居留制度、永久居留制度和入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