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方法论：一座沟通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桥梁

由英国物理学与心理学学者威廉·斯蒂芬森（William Stephenson）创立的Q方法论，提供了一种运用统计手段来探求人类主观性结构的质化方法。由于该方法论结合了量化研究传统与定性研究传统的优点，在两种传统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Q方法论为国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识和重视，并在社会科学研究的众多领域得到了应用。     

汉语学现代转型的前提批判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西方语言文字(印欧语)是沿着音声中心/文字弱化的路径演变的,音义二极性是西方语言学的大前提。而汉语言文字自秦汉以来发生的形态类型简化和汉字形声化的整体演变趋势,则是音声弱化/文字中心的演变路径,形音义三极性是汉语学的大前提。由于中西语言文字类型的体制性差异,汉语学理应把现代转型理解成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同一关系的概念体系:对立于传统,即现代与前现代应在本体论上实现辩证同一;对立于自身,即元语言与对象语言、主观语法与客观语法应在认识论上实现辩证同一;对立于西方,即个性与共性、民族性与现代性应在方法论上实现辩证同一。     

论发展观的历史研究

发展和发展观是发展观历史研究的前提,发展观历史研究是发展观理论研究的基础,发展观历史研究要把民族、国家作为基本单元,把发展阶段作为主要背景,把发展问题作为重点内容。     

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发展演变趋势的分析和历史透视

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正呈现出“分久必合”的趋势。这既是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历史条件变动的反映,也是西方经济学各流派理论和方法深入发展的结果。其主线与核心是政府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两种思潮间的此消彼长和相互融合。各流派间的分化与趋同,正是上述基本趋势的辩证表现。理论侧重点与政策时效性的变化也与此有关。其方法论的逐步深化,则是该过程最重要的具体原因。     

论毛泽东“中国化”概念的认识论意蕴

毛泽东首倡“中国化”,并对为什么要“中国化”及如何“中国化”等做了具体阐发。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具体化”这一认识论概念,并以其替代“中国化”这一政治性表达。因此,在他那里,“中国化”即“具体化”,二者表达的是同一个概念。从认识论看,“中国化”涉及的是理论实现过程中的理论具体化这一认识中介环节,它是我党将马克思主义的事实性认识具体转化为中国实践所需要的应用性认识的过程,也即我党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理论创新的认识过程。毛泽东对“中国化”认识论意涵的揭示,不仅深度阐明了“中国化”的本质,也为我国“中国化”研究或党的理论创新研究,指明了进一步思考的认识论维度,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方法论启迪。     

苏、东演变原因的方法论探讨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苏联东欧发生历史剧变。怎样认识这一重大而复杂的事件？用什么观点和方法来分析这一事件？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全面地看问题的观点。事物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观点,多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观点,就是我们方法论的指导。     

关于领导干部调查研究的思考

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一贯坚持的工作方法.重视和加强调查研究,对于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全面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搞好科学决策、加快经济发展,转变工作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维护社会稳定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习近平治国理政的哲学方法论探略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当代中国、把握世界大势,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力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其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习近平治国理政提供了总的方法论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特别是其中的实事求是的实践观、事物联系发展的观点、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矛盾观提供了思维方法的总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思想和群众路线群众观点则贯穿于其治国理政全过程,彰显着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自觉、理论自觉与实践自觉,奠定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整个基石。     

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解读——基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中的真理界定

真理是一个万古长青的话题,有了哲学就有了对真理的探讨.但是,不同的哲学对真理的界定有着很大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也是追求真理的,也有自己独特的真理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教材中对真理的界定只是揭示了真理的认识论维度,它整体上是符合论的.对该教材中的真理定义,一定要避免庸俗化的理解,常识不是真理,只有反映并符合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才是真理.同时,教材在理解真理时也结合了价值问题,并认为真理和价值是辩证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