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井亭社区：党员服务站里故事多

教育培训、帮困救助、职业介绍等多项便民服务、民主议事、党员谈心交心活动……下关区小市街道东井亭社区的党员服务站既是党员之家也是群众之家。社区党总支在册党员491人，分设六个支部，33个党小组。党员中有90％是734厂退休职工。这个楼房密集、人口较多的老社区自从有了社区党员服务站．各项工作开展便更加轰轰热烈。     

将社务公开延伸到社区各个方面

近年来，陕西省蒲白矿务局南井头矿社区紧紧围绕“和谐社区，平安为先，稳定为本”这一主线，提出“民主提事，集智于民；民主议事，听信于民；民主理事，自治于民；民主监事，行权于民”的民主化管理原则，按照党总支是第一责任人，行政部门是第一执行人、纪委是第…监督人、工会是第一承办人的原则，坚持社务公开五延伸，把社务公开延伸到家属区，延伸到居民议事会，延伸到离退休党员座谈会，以活动为载体延伸社务公开，     

“领导小组”怎样领导

在中国，有大量类似于司法改革领导小组的议事协调机构，如农村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等。它们是党政系统中常规治理方式之外的补充，并在特定时期，拥有跨部门的协调权力，而平时却难见身影。它们也没有人员编制，甚至不印公章，不单独行文。     

365天,党员天天在

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洛阳路街道海琴社区的党员数量5年间增加了100多名,总数达580多人。如何管好社区党员、建好社区党组织,激发党员群众的服务热情,成为社区的管理难题。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社区决定以解决群众     

居委会的工作不是政府安排啥就做啥

在很多人的眼里，居委会的工作就是政府安排啥就做啥，居民没有参与的能力，也没有参与的必要。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居民民主意识越来越强，诉求也日益增多。如何有效地解决出现的问题，更好地把社情民意体现好、维护好，是摆在社区居委会面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云南省个旧市上河社区及时建立了民主议事层，即社区民主议事委员会、党员议事会，行使对社区事务的建     

中国协商民主:制度框架与现实境遇

中国的协商民主有别于西方的协商民主思想,但中西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含有共同的核心价值。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的周恩来为中国协商民主设计了合理的制度架构:平等合作的政党间关系、组织化的对话平台与体制内的政党监督,这种制度设计为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制度架构。但早期的协商民主制度设计源于执政党的政治自觉,存在着国家主导而缺乏社会参与的弱性。现实中国的协商民主推进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力量。     

外来经验与本土资源: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发展的战略抉择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应当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经验,建立统一的综合性应急管理机构,以此来管理各种突发事件。众多的机构设置、强大的协调机制、发达的信息系统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应急管理体制的重要特点,中国应在借鉴这些经验的基础上,深挖本土资源,充分发挥应急办、议事协调机构、联席会议的协调功能,建立全国统一的综合性应急管理网络平台,形成网络应急管理平台与现实中协调联动机制的互动互补,推动中国应急管理体制健康发展。     

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议事协商制度的变迁与建构

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任务是乡村治理制度、执行机制的建设和完善。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是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构成,以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作为历史范畴观察,我国乡村议事协商经历了制度更替、渐进转型和适应再生三个重要的制度变迁阶段;伴随着乡村议事协商主体关系的变化出现了传统精英主导型协商、民主动员型协商、公社集权型协商、村民自治型协商和多方共治型协商不同制度类型。虽然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兴起带动了国内相关话语转变,但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有其内在的变迁主线。国家与农民共同构成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形式与结果变迁的行动主体,农民和土地的关系则影响着我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秩序基础,制度摩擦出现与制度自身模糊性凸显是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变迁的结构动因。进而,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背景,可从加强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设的体系性、提高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实践的适配性、明确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功能的边界性、坚持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创新的灵活性等方面,进一步思考新时代乡村议事协商制度建构。     

城市社区自治模式的结构创新：由社区议事局生发

社区自治在与政府管理层级及社区内部各类组织的权力和权利博弈中遇到了纵向与横向的困境。南京市白下区的实证调查中表明,提升社区自治水平应首先从改造社区内部权力结构与议事规则出发,并首创性地提出建立“社区议事局”这一新型社区组织结构,以期寻找一条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与自下而上的社区自治有效互动的新途径。     

基层减负视角下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逻辑探析

议事协调机构作为县域治理过程中的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在实现县域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从基层减负的视角审视了议事协调机构与基层减负的关系,所提出的双轨制的治理理论为基层减负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官僚组织体系内部常规化组织体系与非常规组织体系二者之间存在的张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减负效果式微。要从根本上推进基层减负必须逐步改良县域治理所依附的组织体系,尤其是加强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的规范化治理,将议事协调机构的考核纳入基层减负的考核范围,从而构建常规化官僚组织体系与非常规官僚组织体系相兼容的减负体系。在县域治理过程中,为配合做好基层减负,需要进行非常规官僚组织的规范化治理,主要包括严格控制议事协调机构的数量,提升议事协调机构的规范化管理能力,加强县一级议事协调机构自主设置决策权,注重对议事协调机构的考核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