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原因与因果关系的分类

摘 要:人类关于因果关系的理解有一个缺陷,这限制了人们决策思维的合理与有效。在中国,这一思维缺陷部分地源于形式逻辑,特别是形式逻辑中关于假言推理的理论。传统形式逻辑中关于假言推理的理论把“条件”与“结论”的关系分成四种下,即充分、必要、充分必要条件(隐含的)非条件。传统的假言推理分类形成一个事实上的因果分类体系,把原因分为充分、必要、充分必要原固及(隐含的)非原固这四类。这一传统的因果关系分类遗漏了一个重要的原因类别——部分原因。这一遗漏可能部分地导致了思维、讨论、争辩、决策中的许多歧义、混乱与缺失。有鉴于此,笔者提出了一个新的因果分类体系,把原因分为充分、必要、充分必要、部分原固及非原因这五类。下一步的研究应当论证这一新体系的完整性,即它的包容性与互斥性,并在此基础上计算各类因果关系出现的概率。笔者认为,探讨这一问题直接目标在于给因果关系分类,而给因果关系分类是为了建立更为科学的决策思维方式。由于形式逻辑传统上不把因果关系或决策思维方法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所以,就其目标而言,所探讨的问题不属于形式逻辑的范畴。从某种意义上说,笔者是旨在思维方法、形式逻辑、科学方法论、决策科学以及各个涉及因果判断的实证学科等许多学科之间的一个跨领域     

基于信息融合的多层次多因素客户洗钱风险综合评估研究

有效的客户洗钱风险评估体系是金融机构全面落实风险为本监管思想、合理利用反洗钱监管资源、有效打击洗钱行为的基础.文章选取金融机构中企业客户的多项核心交易属性作为信息源,借助专家评估系统和新型聚类离群点算法对信息源进行洗钱风险分析与量化,以量化结果为证据源,建立了基于D-S证据理论的客户洗钱风险综合评估模型.通过采用某省企业的外汇交易数据对本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该模型能够较为全面、准确的评估客户的综合洗钱风险.     

风险管理价值理论综述

通过对企业风险管理价值理论的梳理与分析,对其成本收益假说、系统性风险假说和非系统性风险假说前提、理论背景以及作用机理进行评述,发现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冲结构与企业特征的关系,并尝试确定企业行为是否适应现存理论.然而,实证结果并未支持任何单一的理论.这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实证研究仅是提供了风险管理提升企业价值的一些间接证据,缺乏对内部作用机制的深入考察.这也是未来研究中所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黑尔的价值语言理论

黑尔认为，价值词既有评价性意义，又有描述性意义，评价性意义是第一位的但也依赖于描述性意义；价值判断具有规定性，是规定语言，同时，它又具有“可普遍化性”；价值推理是可能的，但前提中必须至少有一个价值判断。     

举证时限制度探析

民事证据举证时限制度的确立是2002年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的亮点,这一制度的确定对我国民事诉讼审判工作的发展和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对举证时限制度基本含义和制度价值的探讨,提出了完善我国民事举证时限制度的构想。     

话语标记“要不”简

“要不”有多个义项,到目前为止前人对“要不”表示“建议义”的用法还很少涉及。表示“建议义”的“要不”已经虚化为一个话语标记,对话语的生成和理解起到组织和调控功能;在语句中主要起到语篇衔接、间接否定、开启话题和人际互动功能：其生成动因是语言表达的主观性和交互主观性;生成机制是语境吸收和语用推理。     

论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

<正>1996年我国新刑诉法确立了具有对抗式机制的审判方式,但没有建立与此相配套的健全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律师刑事证据开示权（即控方向辩护律师开示证据的义务）的规定尤为不足,这已直接妨碍了控辩对抗和法庭审理的实质化,也严重影响了刑事诉讼对于正义和效率的追求。     

形式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批判性思维在当今世界发达的教学与研究体系中已经占据了极为重要的地位,在国内亦呈现方兴未艾之势。批判性思维是一门逻辑课程,这就要求我们准确把握批判性思维与逻辑学的关系,以避免由于可能的误解而妨碍了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顺利推行,而且,这对于把握逻辑学的学科价值,拓展逻辑学的生存空间也会产生积极意义。     

论量刑证明

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下,证明围绕定罪进行,量刑活动缺少司法证明的有效规制,既不利于控辩双方诉权的行使,也不利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量刑证明应建立在定罪证明的基础上,确立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平等主体地位并注重保障量刑证据的相关性要求。量刑证明的对象为量刑事实与量刑请求;依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分配证明责任;量刑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对于法定量刑情节应达到清楚可信的标准;量刑证明应依自由证明的方法进行。目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不能满足量刑证明的内在需要,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应确立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实现量刑程序的独立化。     

论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以刑事不立案的标准为视角

强制侦查措施的行使大都与公民的基本权相关，若缺乏必要的程序保障措施，强制侦查权就可能被滥用而侵犯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当前，我国全凭侦查机关自行掌握强制侦查权的方式存在重大缺陷，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弊端。有必要借鉴一些国家强制侦查控制制度良性运作的做法，并对当前我国法律上规定的强制侦查控制机制是否具有内在的正当性进行系统的考察，从而对我国强制侦查制度的法律控制机制建构做一宏观上的设计，以规制我国强制侦查权的行使，保护被追诉人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