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命题及其推理的若干理论问题再辨——答王跃平先生

本文就复合命题中是否存在着命题联结词、“孙勇是江西人是可能的”等命题属于何种命题、相容和不相容选言命题的选言支是否可以同假,以及其选言支之间具有何种关系、联言推理的前提中是否必须有联言命题、假言推理是否只是依据假言联结词的逻辑性质、“不是……就是……”是否具有固定逻辑涵义等问题,全面反驳了《<复合命题及其推理的若干理论问题辨要>的辨要》对拙文《辨要》所提出的批评意见。     

略论电子签名证据相关问题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犯罪和网络犯罪呈上升趋势,犯罪手段越来越多样化,技术越来越高超。在司法实践中,当网络传输中数据电文作为证据使用时,法院无法准确判断其是否被篡改。而电子签名技术能够保证数据电文在网络传输过程中不被人偷窥、窃取、删改或是假冒。因此,电子签名可以作为数据电文的辅助证据使用。在证据法上,赋予电子签名以证据效力并确保其证据效力的优势有实际意义,使电子商务更具有法律保障的基础。     

交际观与话语理解

语用学是研究语言使用与理解的学问,即研究发话人利用语言和外部语境表达意义的过程,也研究听语人对发话人说出的话语的解码和推理过程。语用学研究的意义,不是抽象的语言系统本身意义,而是交际者在特定交际情景中传达和理解的意义以及理解和传达的过程。语用学中的三种交际观与话语理解之间有不同的关系。     

试从关联理论角度看语用翻译

文章根据关联理论的明示-推理交际模式,提出了语用翻译实际上是双明示-推理的交际过程,是涉及到原文作者、译者、译文读者三个交际主体的动态的三元翻译,并探讨了认知语用学的关联理论对语用翻译的启发和指导意义,进而尝试将关联理论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解决翻译实践中的文化、语用类问题。     

行政调查:制度的探索——以"钓鱼执法"为例证

2009年发生的"张晖非法营运"一案,一时间把上海市交通执法部门推到了风口浪尖,社会上一边倒的现实压力迫使上海市有关方面在无奈中叫停了"钓鱼执法"."钓鱼执法"作为一个新闻热点事件早已结束,但实践中这种诱惑调查手段的普遍存在,敦促我们在学术上进一步反思,行政程序法在行政调查中应当确立怎样的制度规则,既能维护行政机关执法中的公信力,又能保障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后得到及时的救济.本文以上海市"钓鱼执法"为背景,从行政调查的内涵和性质入手,就行政调查主体、行政调查的基本原则、调查取证方法体系和救济制度几个方面提出了行政调查制度亟待完善的意见和建议.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实施问题研究

在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通过实务考察,发现证人出庭作证情况变化不大,司法机关不愿意证人出庭作证,出庭证人的口头证言并不一定被采纳,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必要性的裁决说理不够。主要原因是新刑诉法没有否定关键证人书面证言的证据能力,传统印证证明模式的深远影响,非法获取的证人证言转化为非法实物证据而更加难以排除,法官对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不合理裁量不受追究,以及司法人员自身能力不足等。因此,为了使证人出庭作证,应当明确关键证人的范围,把未到庭的证人限定为非关键证人;加强司法人员能力建设,让其习惯于证人出庭作证情形;完善相关配套措施,促使证人出庭作证。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一个亟待重塑的概念

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不清晰的概念,理论上存在着一种扩大化解释,实践中又是一个难以准确把握的话语。认定“非法证据”的标准有三：一是取证主体的公权性;二是取证行为的违法性;三是取证后果的侵权性。据此,对通说广义的“非法证据”概念进行解构和重塑,从理论上将其划分为“非法证据”、“要件欠缺证据”和“瑕疵证据”,使之具有不同的适用对象和处理规则。从而把排除规则中的“非法证据”界定在一个合理范围内,使排除规则的适用更具针对性,解决实践中各,行其是的问题。     

论刑事诉讼中自由心证的制约机制

自由心证制度是法律制度现代化的标志之一。自由心证制度相对于法定证据制度而言有其自身的优越性和合理性,但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因此,必须通过羁束机制——内在和外部的制约机制加以规范引导,同时对于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参照西方国家的相关规定引入自由心证制度,并建立和完善具有我国特点的自由心证法律体系。     

对我国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文章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概念分析入手,重点从目前在我国如何建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实物证据排除规则、"毒树之果"排除规则以及如何建立与之相配套的一系列制度方面阐述了如何在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想。     

论刑事审判中大数据证据的审查

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催生出的大数据证据已经出现在庭审实践当中。尽管这种新的证据形式提高了事实认定者的认知水平,但同时也隐含着人为偏误与证据失真的证据风险,司法实践需要一套针对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体系。大数据证据浸润在数据社会这一外部环境当中,同时又因机器学习的内部技术原理而呈现出以电子数据为表现形式、以专家证据为证据内核的证据属性。这决定了大数据证据的审查,一方面要根植于电子数据的规则传统进行证据鉴真,另一方面要对机器学习的源代码进行可靠性评估,以完成大数据证据的相关性判断与可靠性评价。同时,应当以调整证据种类制度、完善电子数据鉴真制度以及构建大数据证据质证机制作为大数据证据审查的配套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