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文化学的建立

文化是永远朝向自我认同而存在的人的现实生活。由全球化凸现出来的文化冲突反映了人面对异质性存在而产生的自我认同危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们在当今人类文化格局中所处地位的不同上,即西方文化处于权力话语地位,而中国传统文化却岌岌可危。文化对话不仅是人类共建一种异中求“和”的世界文化新格局的正确途径,而且是中国文化健康发展的正确途径。在当代,建立对话的文化学已刻不容缓。建立对话的文化学不仅是一种普遍的对话范式在文化理论中的确立,而且要求我们在文化实践和社会实践中展开对权力话语的批判。     

隐喻应用意识与词汇记忆技巧——关于英语词汇学习方法的创新研究

隐喻是一种复杂的认知现象,同时也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现象。隐喻意识的提升对帮助学生加强词汇记忆有着重要作用。教学实验表明:很多比喻性用语往往可以追溯到一个共同的喻题或源域,用喻题或源域来对词汇进行归类有助于记忆生疏的比喻性用语。因此,有必要多组织一些旨在提高语言学习者隐喻意识的课堂活动,将隐喻意识变成词汇习得的一个新的渠道。     

浅谈地市党报楼盘广告话语的人文性

以地市党报自身所具有的较大权威性为研究起点,以其发布的楼盘广告作为研究对象,结合地市党报上所刊登的具体楼盘实例,对楼盘广告话语进行深入剖析。认为当前的地市党报楼盘广告注重以人为本铸造品牌,注重“硬件”人性化和“软件”个性化的转化,其广告话语体现了平民视角和人文关怀,具有鲜明的人文性色彩。     

场域论视角下的城市社区建设

场域论社区发展理论认为,社区的本质是社会互动,社区是地域性社会内不同利益群体为了实现共同利益而整合起来的社会互动场域,社区发展的本质就是地域社会内居民的自组织能力的发展。该理论对发展我国社区建设理论具有建设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时代场域·崭新图谱·价值意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三维向度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近年来,国内、国际形势均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世情、国情、党情均发生了新的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日益凸显,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已然成为新时代的鲜明特色。十九届五中全会是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召开的一次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历史性意义的重要会议。十九届五中全会呈现出一些鲜明的特色。其中,“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体现得尤其鲜明。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新时代中国的生动诠释。约言之,时代场域、崭新图谱、价值意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三维基本向度。     

习近平外交话语英译的叙事建构 ——以《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作为习近平外交专著,《论坚持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中体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全面体现了习近平外交叙事风格。以莫娜·贝克的叙事学概念为基础对习近平外交话语及英译进行分析,既能凸显译者作为翻译主体的作用和功效,又有助于中国外交叙事的建构。通过叙事策略的运作,包括建构时空、选择性采用文本素材、建构标示以及再定位人物事件,译文重构了习近平外交话语的本体叙事、公共叙事、概念叙事以及元叙事。同时,叙事学与外交翻译的结合不仅拓宽叙事学学科领域,为外交话语研究提供新视角,而且为完成既定的翻译使命提供了新的路径参考。保持政治上的高度、揣摩文化上的深度、把握思维上的向度以及巧用技能上的广度都成为译者顺利完成叙事建构的重要因素。     

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策略研究——基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分析

多元共治是市域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是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前提和基础。福克斯和米勒的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与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不仅具有较高的契合性,而且对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从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视角来看,当前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仍存在公共能量场发育不完全、话语形式选择偏差和话语的正当性不足等问题。因此,借鉴后现代公共行政话语理论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推动并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的多元共治,可以从通过赋权赋能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公共能量场、根据政策情境选择好市域社会治理多元共治的话语形式、在互信的基础上坚守话语的正当性等方面进行推进。     

不礼貌视角下闺蜜冲突话语的语言策略研究

冲突话语是日常交际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语言现象。文章从不礼貌的角度对六部国产电视剧中闺蜜冲突话语进行分析。研究发现,闺蜜冲突话语中共采用了13种不礼貌策略和4种不礼貌回应模式,影响闺蜜在冲突话语中采取这些不礼貌策略和不礼貌回应模式的因素主要是语用距离、权利关系和性格。该结论可加深人们对于闺蜜冲突话语中不礼貌现象的了解,对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人域契约到自然契约：生态损害赔偿法理要义之证成与功能拓展

生态损害赔偿作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最重要的救济性制度之一,其规范的目的、动机、价值、架构等诸构件决定着生境主体及其权利何以成立的基础性承载和充足性解释。生态损害赔偿制度从人域契约的“人域法”层面确立了“生境”的独特价值、独立的存在权和独立的法律人格;从自然契约的“人际法”层面打破了“人域法”理论的封闭体系,将伦理价值植入环境法律规则之中,摆脱了传统“人域法”对非政治化和非伦理化的唯理主义形式的追求和表达,复兴了中华法系“法律应当伦理化而非工具化”的灵魂与传统,确立了法益保护从“人域优先”向“人际优先”法律价值的转换,丰富了环境法理学的秩序观念和学理原则,拓展了传统人域法“主体中心主义”规则体系的界限与边界,为开启我国环境法从“主体模式保护”向“关系模式保护”生态法律观的变革与价值功能的转换提供了超越性的实践尝试与理论探索。     

后发展地区“贫困文化”话语：在学界与公众之间

以文献分析和扎根编码的方法,分析不同主体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发现：部分研究运用“贫困文化”理论以解释经济或教育欠发达地区的文化表征,使得西方话语构建的“贫困文化”在国内学界话语中发生变形。“贫困文化”逐渐被构建成贫困地区文化的集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集体表征是具有区域性的,倾向于认同经济后发展地区带有这种文化特征;公众对“贫困文化”的理解则倾向于个体表征,即“贫困文化”的个体表征主要集中在个人特征,认为“贫困文化”是个体主观意识不强或能力不足所致。同时,对“贫困文化”的认知在学界与公众之间出现趋同也说明,带有发展主义阶序关系的价值评判方式,已逐渐通过话语权力的影响,将“贫困文化”作为区域性的文化表征推向公众认知领域。这使后发展地区的人们成为“贫困文化”的指称对象,难以真正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因此,学界话语有必要在了解不同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丰富“贫困文化”的基本内涵和表征,从而构建后发展地区经济与文化协调发展的良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