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人权白皮书中的人权话语及其变迁

分析考察历年人权白皮书,是归结整理我国官方人权话语及其变迁的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从结构体例来看,历年白皮书可以归结为三种模式:混合模式、"五位一体"模式和权利清单模式。与前两种模式相比,权利清单模式体例更统一,用语更规范,权利编排上也更符合当今中国实际,体现出在人权观念和话语上的一些新变化。在历年白皮书中,生存权所占比重逐渐减少,这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逻辑一致的。生存权在完成其解决温饱问题的历史使命之后,将不再构成我国人权话语体系的核心语汇。发展权利的内容日益完善,重要性不断凸显。在2013年人权白皮书中独立成篇的社会保障权利,突出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和人权保障的"民生"特色。发展权利和社会保障权利将成为我国今后人权话语的新重心。     

鲁迅小说的两类言语体裁与话语修辞

鲁迅小说的两类言语体裁是对话与独白的体裁。鲁迅小说书写人物对话的话语修辞模式,常常是指物意义、人物性格和艺术规范三者统一的模式,并在这三者统一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话语修辞的积极功能,形成发散性的意义裂变,让话语所负载的内容通过语义的所指和话语中句子的各种连接发散出来,形成可资多方解读的所指和丰富的内容。鲁迅小说所书写的人物独白,不仅表达的内容丰富多彩、情态各异,而且其话语修辞的方式也多种多样、意味隽永。     

学科内涵与话语方式:王朝闻与中国当代美学

国内学界对于王朝闻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地位存在争议,其实质在于对美学学科内涵和话语方式理解的分歧。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奠定了当时对于中国当代美学总体框架的认知模式,王朝闻因未参加这次讨论而难以在其中准确定位,我们应在清除该认知模式中日丹诺夫哲学史定义影响的基础上予以重建。王朝闻熟练地运用逻辑思辨与诗性感悟两种话语方式而以后者为主,这不同于中国当代主流美学通行的话语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他在中国当代美学史上的影响。两种话语方式均跨越中西,利弊兼有,不可偏废。两者之间是可以流动的,没有不可逾越的界限。研究王朝闻与中国当代美学的关系,有助于破除我们僵化的思维定式,推动新世纪中国美学的多元发展。     

“获奖修订版”生成与当代主流文学话语的规范/妥协机制——以《沉重的翅膀》和《白鹿原》的修订为例

作为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沉重的翅膀》、《白鹿原》两部茅盾文学奖"获奖修订版"的生成,同时包含了政治性修订与非政治性修订两个层面,需要从"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两种视角进行解读。首先,通过版本比较与校勘的实证分析,可以揭示它们在"思想越界"情形下如何修订,以及修订留下的无法弥合的内在裂隙。其次,借鉴李奇的话语结构理论和布迪厄的话语场理论,从版本修订与当代文学场域存在的"互文关系",可以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分析它与主流文学话语规范/妥协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而对主流文学话语所在的"后三十年"当代文学的空间场域迁移做一番整体的扫描。     

从互文性视角解读传媒话语中的仿拟

互文性指文本与文本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任何文本都不能脱离其它文本而独立存在,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仿拟也是一种互文,通过仿照已有的语言材料,临时创造出新的词句和语篇,以达到幽默、讽刺的效果.用互文性理论解读传媒话语中的仿拟修辞,可以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仿拟文本以及传媒话语的内涵,为传媒话语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专业人员职业资格互认制度研究 ——基于《CEPA》第15条展开

《CEPA》第15条为便利内地、香港和澳门之间专业资格人员跨域流动提供了指导原则与协作平台。专业人员职业资格承认制度涉及国内法与国际法两个层面;内地与香港、澳门应在尊重彼此间法律制度现存差异的前提下,区别不同职业资格类别的性质和特征,通过包括职业资格互认在内的灵活方式实现职业资格承认。     

“新诗的进步”与“新诗史”的诞生

"新诗的进步"是朱自清诗学体系的核心概念。借助于"新诗的进步"说,朱氏最终突破了胡适现代新诗本体话语的束缚,把现代新诗的合法性建立在了新诗自身的历史存在之上,宣告了"新诗史"的诞生。这个进步的新诗史观和叙述框架,至今仍然支配着我们对中国现代新诗的思考和叙述。朱自清以"新语言"和"新世界"两大标准为尺度,对中国现代新诗史的具体论述和分析,也因此成为了新诗史的经典结论。     

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实践中“两种话语”现象辨析

基于管理体制与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电视新闻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鲜明的自有特色。在新闻话语层级,亦先后形成了以"联播体"为代表的"时政新闻"话语体系,以及以城市社会生活与服务信息报道为代表的"民生新闻"话语体系,并在当下呈现出交互发展的趋向。本文基于历史观察的角度考察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实践中的"两种话语"体系,并通过对两种话语表达背后所体现的不同报道模式与传播理念的观察与辨析,以发现其发展规律与现实价值。     

乡约缘起与演进中的话语实践

乡约作为民间治理的话语实践,是各种权力在规范乡间秩序时的一种再生产。随着朝代更迭,乡约也在不断演进,乡约发起者由士绅逐渐过渡为官员,乡民参与由自发变为强制。循着福柯"话语—权力"和"权力—规训"的路径对乡约进行探讨,可以发现:乡约内容自儒家伦理转为皇帝圣谕,体现了乡间治理话语权由绅权向皇权的转移,乡约由最初的民间自治组织最终沦为官方执役工具;拥有权力合法性的皇权在对乡民意识形态建构时,也从道德教化转向了对乡民的权力规训。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