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过度负债的成因及化解途径选择

在我国公有制经济的竞争领域中有政府、国有企业和国有商业银行三个竞争主体，三个竞争主体的预算约束都是软的。凡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对竞争主体起制约作用的因素，对软约束竞争主体都不起作用。这是国有企业过度负债形成的原因。化解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要注意：一、区别对待，多种措施并举，化解债务；二、硬化约束机制，防止国有企业负债的进一步扩大     

从确认性选举转向竞选性选举:动因与意义--以2003年深圳区级人大代表竞选群体性案例为解读对象

中国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制度长期以来按照自上而下的确认式模式运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改革的深入进行,这种确认性选举制度正在向竞争性选举制度过渡.推动这一制度变迁的深层动力,是公民社会的维权行动以及由此引起的在制度框架内进行的政治参与.2003年中国深圳经济特区的区级人大代表换届选举中,多发性地出现了这种政治参与的案例,这些案例在当前中国基层政治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     

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的行为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存在着与资本结构理论明显背离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这既与我国在股份制改制过程中产权不明确导致的对管理层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全有关,也与我国在资本市场发展初期市场上各种信号的无序混杂有关.偏好配股融资事实上是管理层对配股资金"软"约束的过度依赖,极易导致配股资金使用的低效率.     

巴西军政府对内地农业的开发政策探究(1964—1985年)

通过对巴西军政府内地农业开发政策的研究,来探寻开发内地农业的原因,并对其特点和影响进行分析和探讨.军政府开发内地不仅出于农民对土地的渴求以及中央政府权利空前加强的缘故,也与当时的经济发展战略密不可分.内地垦殖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内地农业开发的先导,同时政府还辅之以一系列支持政策和农业科技的推广.这一时期内地农业的开发有效促成了巴西经济的一体化,结束了历史上"两个巴西"并存的局面,有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奠定了巴西的农业大国地位以及今日巴西的农业格局.但同时也由于政策不当导致严重的生态破坏,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贫富分化差距,对巴西的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浅谈或有负债与预计负债的会计披露

在企业会计核算中经常面临某些不确定情形 ,需要会计人员做出分析和判断。我国财政部在最新颁布的《企业会计制度》中 ,对或有事项及其会计披露有了明确的定义及其核算要求。本文仅就有关或有负债与预计负债的会计披露问题做进一步分析与探讨     

文化心理与国家身份

文化心理与国家身份关系密切,国家身份主要表现在文化心理方面,文化心理特质是国家身份的重要内容,国家身份的确定需要以文化心理为基础,国家身份的塑成实质上是对文化心理特质的培养,国家身份的认同实质上就是具有国家身份所要求具有的文化心理品质。总之,在国家身份的确认、塑成与认同时,必须考虑文化心理或文化行为。     

解析货币增长率提高的非政策因素--对中国1984～2004年通胀现象的一种解释

本应由货币政策决定货币增长率的提高,然而地方政府的"政绩悖论"、企业缺乏"负债责任心"的投资需求和外资流入的"货币供给冲击"等,是货币增长率提高的非政策因素.这些现象的存在,将在很大程度上削弱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通货膨胀并严重影响经济的稳定增长.     

从人口红利到人口负债: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问题研究

从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是新发展阶段人口转型的主要特征.文章回顾总结了中国人口结构转型的历史过程与经验特征,指出人口转型使得中国总体人口形势已由人口红利时期总量过剩、劳动力年轻和充裕与抚养比下降的优势逐步转变为人口负债时期总量减少、劳动力稀缺和老化与抚养比上升的挑战,其主要挑战来自于人口总量负债、人口结构负债、人口性别负债和人力资本负债等四方面.虽然中国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方向转型不可阻挡,但未雨绸缪,通过全面开发质量红利、充分挖掘人才红利/知识红利、持续提高健康红利和挖潜提高老龄化红利等应对策略,就能有效减缓甚至抵消人口负债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冲击,实现经济转型与人口转型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诉前司法确认制度利弊之分析

诉前司法确认制度解决了非诉调解与司法程序的有效衔接问题,充分发挥了审判权的引导、规范和监督作用,推动了各种纠纷解决机制制度的建设,具有简便、快捷等明显优势。该制度尽可能兼顾非诉调解各组成部分,提高了调解机构参调积极性。但作为一项成长中的诉讼制度,诉前司法确认制度还有需要商榷的不足之处。     

城市商业银行转型及发展趋势探析——基于负债及资产结构变化的视角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宏观经济环境及监管政策的变化成为国内城市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城商行”）经营转型的重要契机。金融脱媒加速、利率市场化实质性推进从负债结构及资产结构两个方面给国内城商行带来深刻的影响。对国内七十多家城商行样本的研究发现,规模扩张过程中伴随着负债及资产结构的显著变化,主动负债占比明显提升,尤其是大中型城商行表现得极为明显;信贷资产占比稳步下降,部分代表性城商行在金融市场业务领域确立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专、精、特”的经营模式应该成为未来城商行经营转型的重要方向,只有形成具有自身特色和竞争力的客户、业务及盈利结构才能在未来国内银行业竞争中抢占先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