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责任编中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确立和完善

我国环境法典编撰在即,其中“生态环境责任编”独立成编,与此同时,环境法的法律责任的独立性、专门性仍存在较大改进空间。生态环境修复责任虽在《民法典》中已有规定,但在环境法中缺少相关法律依据。为完善生态修复责任制度,突出其环境法律责任的专门性、独立性,应在环境法典“生态环境责任编”中增加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相关规定。针对我国生态环境修复制度现实问题,结合美国与欧盟有关生态修复制度经验,对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立法模式、适用范围、基本原则、通用规则等方面提出建议,力求在环境法典层面统一、高效地解决实际问题。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会计信息透明度——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

以2010—2020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会计信息透明度的影响,以及企业社会责任在两者间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相对于控股股东未进行股权质押的公司,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更低,且股权质押比率越高,透明度越低。同时,企业社会责任对此起到抑制作用,且该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显著。研究结论对于完善公司内外部治理、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正性情绪教学法在高校跆拳道教学中引入的价值研究

正性情绪教学法是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种全新的教育教学模式。本文基于正性情绪教学法的理论视域,以高校跆拳道选项课为具体案例,对其在高校跆拳道教学中引入的价值进行分析,并为正性情绪教学法的应用提出一些见解。     

康有为的孔教革命:基于韦伯“卡里斯马”和“价值理性化”概念的考察

本文承接马克斯·韦伯对于传统中国的观察,在李猛论文的启发下,尝试对近代中国理性化转轨的初生时刻进行个案研究,聚焦于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前后推动的革命性的孔教运动。依托韦伯的若干理论概念,本文认为这一运动起于康氏对自身卡里斯马的自觉,进而对孔子、孔学做了宗教化的再阐释。康氏的普遍主义取向的宗教改革虽然夭折,但对同时期的庙产兴学运动和稍后的反迷信运动有重要的触发意义。一方面呈现为神秘化,另一方面却是在理性化西方的挑战下应运而生,这使得康氏变教的价值合理化努力难以成功。孔教革命虽然以激进的面目出现,但其意图却是保守性的,即试图在大变局中维持儒士阶层的整全性。理性化转轨的历史使命随后交到了“主义”政党的手中。     

马克思恩格斯的婚姻家庭观及当代价值研究

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们对美好家庭生活的需要,突出表现为物质主义婚姻观大肆盛行、家暴现象不断增加、离婚率不断上升等,家庭矛盾进一步激化,从而影响到了整个社会的稳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婚姻家庭观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对我们解决当前婚姻家庭中存在的问题,构建和谐的家庭关系,从而促进社会矛盾的化解具有重要意义。     

“公正”的价值意义与实现

公正作为人类不断追寻的价值准则,有其丰富的内涵,它根植于马、恩对社会公正的剖析基础上,汲取了中国古代传统"公正"思想的精华,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的评价尺度和价值保障,也是两种社会制度最本质的区别。公正的实现建立在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的物质基础上,还需要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践行来为其保驾护航。     

康德非本质主义审美论及其当代价值

康德的哲学美学理论,介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是种非常健康的审美理论。康德审美论的非本质主义面孔,展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反思判断在康德那里,带有独断论性格。反思判断遵循范导原理,表现出两种特点,其一是非对象性,其二则是不确定性。马克思倡导的"莎士比亚化",与它相符合。它能在审美艺术与认识、道德之间,划开坚硬的逻辑界限。二是康德的审美分析,选用了复合论方式。审美活动的丰富,审美类型的多样,促使康德对审美,作出了多重界定,而且能上升到"二律背反"境地。老子对道的矛盾提示,孔子对仁的随点即是,这由康德便有了重大价值。以康德作为参照,中国当代美学,隐藏着复合论的演进线索,它有效地维护着理论的正当性。     

白寿彝先生的民俗学实践与理论

白寿彝的民俗学研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收集整理地方文化中的民俗资料,二是进行相关的民俗现象研究。前者主要体现在对《开封歌谣集》的收集整理上,作为民国时期民俗学研究领军人物顾颉刚先生的学生,白寿彝通过编辑这部歌谣集,来反映诸多社会问题,表达对下层民众的关注,追求唤起民智的目标。后者先后体现在若干单篇论文中,其新中国成立以前论文主要是对封建迷信的歌谣观的梳理,特点是多取材于正史;其新中国成立以后论文主旨在于辨析民俗学中的传说思想,特点是取材于当代人的研究成果和充分利用传世文献,同时批评相关无学理意义的论断。这两方面的民俗学研究体现出白寿彝在民俗学理论方面的深厚修养,以及民俗学与历史学密切结合、关注下层民众、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高度自觉,至今具有一定的示范和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