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证担保与质押担保并存时的责任承担

保证与质押这两种担保方式并存时,在理论上和司法实践中尚存在以下问题:保证人与出质人的责任承担问题,其理论依据并非"物权优先债权"原则,债权人可以一并要求保证人和出质人按照约定的担保份额及相关法律规定承担担保责任;内部追偿问题,本着公平原则,担保人实际承担担保责任的数额超过按比例计算的应当由其承担责任的数额部分可以向对方追偿;保证人减轻或免除责任的问题,保证人可以在债权人放弃权利的范围内或者是怠于行使物权而致使质押物价值减少、毁损、灭失的范围内减轻或免除担保责任。     

文化创意产业版权融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版权融资突破了文化创意产业融资难的瓶颈,但也存在着诸多法律风险和银行经营风险。针对版权融资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的路径,如建立版权公示制度,完善现代担保物权法律体系,实施动态组合担保,建立完善的版权价值评估制度和多层次的贷款风险分担和补偿机制,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担保基金,引入保险机制,化解版权交易风险,建立完善的流转体系,为质押权的实现提供交易平台。     

影视作品著作权担保融资的法律问题研究

影视作品著作权的担保融资具有特殊性.在性质上它是一种质押担保,担保标的的范围应当包括应收账款.但是,未完成的影视作品著作权担保标的实质上是著作权期待权.影视作品担保融资的具体模式、担保登记和担保效力的实现也具有一些不同的特点.虽然我国的担保立法为影视作品的担保融资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但随着融资行为的复杂化、多样化和跨国化,我国的立法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保障影视业融资秩序的健康发展.     

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法律依据与制度重构

相对于拥有多种融资渠道的大企业来说,资金匮乏一直是中小企业扩大再生产的障碍。针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无形资产丰富的特性,我国从2009年开始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工作。但由于知识产权价值的难以估计性,金融机构对于此项融资的风险抱有抗拒心理,加之登记制度、风险分散机制等配套措施的不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进展缓慢。因此,必须紧紧围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的内在制度不完备和外在支撑力量欠缺两方面入手,从登记、评估、融资方式创新、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等多方面对此制度进行重塑,从而给中小型科技企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活力。     

基于知识产权的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破解探析

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无疑是破解此难题的一条新路径.本文在分析国内外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现状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融资的制约因素,提出了解决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问题的对策.这对促进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影响上市公司“高送转”吗?

不能给投资者提供任何额外回报的“高送转”却总能带来显著的正市场效应, 这一非理性现象也被部分上市公司利用进行利益输送, 帮助内部人减持、定增投资者撤退, 而存在股权质押的控股股东为了降低质押物爆仓风险也期望提升股价, 因此本文以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视角作为切入点, 在控制前述两种利益动机之后, 研究其对上市公司“高送转”的影响, 结果发现:存在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进行高送转的概率更高, 且股权质押数量越多, 上市公司越易进行高送转, 通过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 同样存在股权质押的上市公司, 股价下跌的更容易推出高送转.研究结果进一步揭示了“高送转”背后的动机, 也为监管机构近期关于加强对“高送转”现象监管和问询的决定提供了经验证据.     

基于公平偏好的存货质押融资3PL激励机制研究

本文聚焦存货质押模式下银行与第三方物流(3PL)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将3PL公平偏好和能力信息不对称作为重要因素纳入委托监管契约机制设计中,探究二者对银行和3PL决策行为及效用的影响。结果表明：(1)相较于完全理性,3PL的公平偏好提高了物流企业承担的损失比例和付出的努力水平,且均随公平偏好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加;(2)相较于能力信息对称,3PL能力信息的不对称降低了物流企业承担的损失比例和付出的努力水平;(3)忽视3PL的公平偏好行为会损害银行的利益,特别是在3PL能力信息不对称情况下,银行提供的合同菜单将无法实现有效的信息甄别;(4)当银行考虑3PL公平偏好,则无论其是否存在公平偏好,能力信息对称时3PL只能获得保留效用;而当能力信息不对称时,3PL能够获得信息租金,且随3PL公平偏好程度和能力水平的提高而增加;(5)当3PL能力信息不对称且行业公平收益水平较低时,公平偏好的存在能够同时增加3PL和银行的期望效用,实现“双赢”。研究结果可为存货质押模式下3PL的激励机制设计问题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并购溢价对并购完成后大股东减持、股权质押的影响研究——基于关联并购的调节效应

考察并购过程中产生的高溢价对并购完成后大股东减持与股权质押的影响发现,并购溢价越高,并购完成后大股东减持规模越大,股权质押的份额越多。当被并购标的企业为关联企业时,大股东减持与股权质押的规模越大。在高溢价并购的情况下,大股东存在规避控制权转移风险的机会主义动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企业信息披露违规的概率。基于得到的溢价结论提出,为了更好控制企业并购重组中高溢价的产生和确认巨额商誉,企业应该避免盲目的并购,提高公司治理水平,防止并购溢价的产生;建立市值管理制度,提高减持与股权质押的门槛,完善大股东减持与股权质押信息提前披露制度;加强监管部门的全方位的监督与管理,注重并购完成后的全面整合,加强中小投资者的风险意识教育。     

论抵押与质押的区分——兼评知识产权担保方式的合理定位

我国以占有方式为标准将约定担保物权分为抵押权与质权;在此标准下,又依据担保标的物属性将权利担保分为抵押与质押。此区分标准导致了抵押、质押区分标准的多元化结构与抵押、质押法律规则设置的一元化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应一以贯之地采用占有标准来区分抵押与质押,即:以是否移转占有将权利区分为权利抵押和权利质押。由于知识产权无法适用占有,应当将知识产权担保定位于抵押。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与上市公司股份回购政策选择

中国上市公司"一股独大"的现象非常普遍,控股股东会利用控制权影响上市公司作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决策,股份回购政策具有市值管理、提高经营绩效指标和替代现金股利的作用,较好地契合了控股股东的需求.控股股东质押股权的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是否越倾向于进行股份回购?基于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截面数据,发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股权质押比例与公司累计股份回购比例显著正相关,企业账面市值比、现金分红比例和总资产收益率在上述关系中起到中介效应,相比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股份回购缓解控股股东的股权质押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