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FTA旅游服务贸易制度新进展

CAFTA旅游服务贸易制度是规范和促进自贸区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的保障,2012年生效的中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协议》第二批承诺表中充分体现了近年来自贸区旅游服务贸易国际层面制度的进展情况,今年10月生效的我国《旅游法》也是规范旅游市场的国内制度的代表,笔者通过分析上述制度的内容,总结出CAFTA旅游服务贸易制度的进展情况,并对该制度今后的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     

美国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贸易权力的重构

面对多边贸易体系权力结构多元化对美国贸易权力的挑战,美国力图凭借主导区域性贸易协定及其制度规则以重振贸易权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则是美国重构贸易权力的重要环节。一方面,借助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美国致力于拓展美国的贸易利益,增进美国的贸易实力,主导制定新的贸易规则,重塑亚太贸易权力;另一方面,美国还冀图依托其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的主导地位以应对多边贸易体系权力结构多元化的挑战,重振美国的全球贸易权力。     

中国对外经济转型思路

正消费、投资、出口作为中国发展经济的三驾马车,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3年,中国进出口总额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对外贸易成绩喜人,但是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也不少,中国对外开放特别是对外贸易只有进行转型,才能更好地应对挑战。一、前言持续快速增长的对外贸易,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一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从2005年到200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增幅连续3年超过23%。2009年进出口规模为2.2万亿美元,20134.14     

明代嘉靖倭患兴起的原因分析

明嘉靖朝,中国东南沿海以中国人为主的“倭寇”猖獗一时,倭患产生于动乱的日本,由日本封建统治阶级组织、支持境内的浪人武士、失去土地的贫苦农民到中国沿海地区劫掠。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上日益腐败,贪污之风盛行,武备废弛,对外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以及西方殖民者的参与和日本国内的战乱等多种因素的刺激从而形成了嘉靖朝的倭患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明嘉靖朝倭患的形成原因进行分析与整理,从而对明代倭寇成因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地、全面地了解与认识,正确地看待倭患问题,并且以史为鉴。     

从“余额宝”出发浅析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监管

2013年6月"余额宝"上线,掀起了互联网金融的新一轮创新,成为"支付宝"出现后互联网金融异军突起的又一里程碑。以"余额宝"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新产品的出现和迅速发展有其必然性,推动着我国传统金融业的改革,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和持续发展的瓶颈,对我国金融监管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互联网金融的强势发展,有必要分析其发展的内在逻辑,试站在较为理性的视角预测其发展前景,在鼓励和包容创新的同时,就监管到位提出金融和法律的对策和建议。     

贸易与环境实证研究综述

在过去10年中,贸易与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学术界和大众关注的热点。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和可靠数据的缺乏限制了贸易与环境的实证研究。该文首先综述了贸易与环境实证研究的背景、主要方向和进展;然后总结了研究的主要方法和观点;最后简要表明作者的观点。该文围绕两个问题进行：①环境政策对国内产业和贸易的影响;②贸易与环境的联系, 贸易政策对环境的影响。     

世界贸易格局变动中的中国因素及其影响

过去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世界贸易格局变动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中国的崛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层次上参与全球经济分工与合作,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地位越来越重要,成为影响世界贸易格局变动的重要因素.这种世界贸易格局的变动,又反过来对世界和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何看待中国当前的贸易平衡问题

本文考察了中国贸易平衡的历史演变,分析了其当前阶段的结构特点,以及决定这种贸易平衡变动的四个影响因素,即资源禀赋的变化、国内经济的周期波动、世界产业的动态转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制度变迁。根据对这些因素的分析,作者认为当前出现的贸易逆差与中国经济目前的特点和发展阶段是一致的,贸易逆差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可能经常出现,但中国不会出现长期持续的逆差。     

老市区如何发展现代服务业--汽车贸易成为青岛市四方区经济发展新亮点

本文对青岛市四方区立足区位特点,实施城区经济定位创新,打造城市价值链“战略环节”,发展汽车贸易业,加快经济发展进行了具体分析,开拓了老城区发展经济新的视角,以期对其他相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借鉴。     

中美经贸摩擦及其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

中美经贸摩擦的主要表现是美国不断对中国的出口产品加征关税。在估算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后认为,由于美国在华企业在美国整体利益格局中占比较小,产品出口比例较小及其行业分布的特点,导致中美经贸摩擦对美国在华企业的影响十分有限,但这也意味着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不会大量减少。中国应准确把握和平衡好利用在华美资企业牵制美国政府的应对措施,通过更高水平的扩大开放来应对中美经贸摩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