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效应及其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是战后日本应对贸易摩擦的主要对策之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日美贸易摩擦的加剧，日本相继出现了三次对外直接投资高潮。日本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起到了缓解日美贸易摩擦的作用，这在彩电业和汽车业表现的非常明显；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日美投资摩擦。目前中国正处于对外贸易摩擦的高发期，应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根据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大力发展境外直接投资，同时要积极防范由此引起的投资摩擦和产业空心化问题。     

浅析中美贸易摩擦

中美在市场和资源方面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维持两国良好的经贸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可近来贸易摩擦一直不断,并有升级的趋势。本文针对贸易摩擦原因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应采取的对策。     

经济衰退下中国与发展中国家贸易摩擦的规避

本文通过2009年初中国和印度就玩具产品的贸易摩擦事件,在总结中国近年来解决的贸易摩擦的实践和中国诸多学者的看法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中国在开辟市场过程中贸易摩擦的规避问题,希望中国能积极开发发展中国家市场,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使中国的出口能在经济危机的寒冬下,获得一丝机会。     

国外反倾销转移效应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倾销已经从最初的4国扩散到世界各国.中国实施反倾销的效果是不确定的,而国外对反倾销效应的最新研究成果可资借鉴.在传统效应之外,反倾销的转移效应影响最大,包括向消费者、上下游产业之间和国家之间的转移;转移效应同时还会引起连锁效应;实施反倾销税后相关利益方的动态反应是影响反倾销效果的主要因素,尤以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的合谋行为影响最大.     

中美贸易摩擦的缘起与对策——一个文献综述

结合中美贸易摩擦的新形势,回顾2018年以来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果,着重分析美国民粹主义思想的兴起、中美贸易对两国劳动力市场冲击以及中美两国政策的选择。研究结果显示,中美贸易对美国劳动力市场冲击是多维度和多方面的,美国制造业就业的下降不能只归咎于中美贸易;相比于提高税率、挑起贸易争端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政府更合理的政策是从国内的收入分配机制出发,构建更合理的税收体系;大规模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对美国只会造成更大的福利损失;中国政府在合理选择应对策略的前提下,完全能够有效降低此次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变迁、修改及影响——以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

与以往数次中美贸易摩擦不同,近期中美贸易战从传统的贸易摩擦向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地位等领域扩散。本文以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为背景,探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渊源、修改背景、内容及影响。本次修改有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背景,内容涉及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诸多方面,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对美方而言,外国和跨国公司对美国净投资有所下降,全球商业中心地位削弱;对中方而言,安全审查成为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施压工具,中方赴美投资难度加大,美方行为引起他国效仿,引起连锁反应等。针对修改内容,本文就如何应对变化提供以下对策:继续扩大开放、加强法案解读并寻求应对策略、借鉴他国应对经验、加强企业公司治理和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因素分析

近20多年来,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双边贸易高速发展,两国都视对方为十分重要贸易合作伙伴.但些年来,双方贸易摩擦明显增多,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两国关系中的不稳定因素,包括非经济因素以及经济因素影响着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美国全球化战略、次贷危机、人民币升值等问题构成了中美经贸关系中摩擦加剧的焦点问题.本文剖析了造成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原因,最后提出若干针对性建议.     

于碰撞中前行——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新阶段

从1979年至今,我国已遭遇了714起涉及“两反一保”(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的各类贸易摩擦,牵涉到4000多种商品。目前世界上每7起反倾销案件中就有1 起涉及我国,这使得我国连续10年成为遭遇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400亿到500亿美元的出口商品受影响。从西班牙火烧中国鞋、俄罗斯“3·12拉鞋”事件、欧洲排斥我国家电,到纺织品问题的纠缠不休, 随着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商品占据进口国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贸易争端事件频频地出现在了媒体上。     

信心受损对贸易摩擦负面影响的放大效应——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视角

频繁的贸易摩擦对中国企业产生了负面影响,通过建立基于跨期效用的数理模型,分析贸易摩擦对企业投资的直接影响以及信心变量对影响效果的放大效应,发现贸易摩擦对企业投资产生了两轮不利冲击：第一轮为贸易摩擦通过提高关税、降低市场份额、拉长企业回款周期、加剧汇率波动对企业投资产生直接的负面影响;第二轮为贸易摩擦伤害了企业家信心和银行家信心,导致贷款申请额减少、劳动力投入下降、信贷配给增加,对企业投资产生负面影响,从而放大了贸易摩擦的负效应。建立包含贸易摩擦、企业家信心、银行家信心和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反事实结构向量自回归(SVAR)模型,通过虚拟冲击抑制信心变量的传导路径进行统计检验,并与常规SVAR模型结果进行对比分析,验证信心变量对贸易摩擦的负面影响存在放大作用。据此建议稳定企业家信心与提振银行家信心,增加企业投资,以降低贸易摩擦对企业投资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