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小说海外译介与传播的特点、问题及策略

基于两部海外译者所译中国当代小说,从经典化视角系统分析了小说的具体翻译特点,并结合西方媒体相关评价反馈,分析了小说在语言、句式结构、修辞手段及叙事方式等层面的积极经验。根据译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传播策略：在翻译过程中充分识别并处理好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本土经验,使海外读者的阅读体验最大程度地接近中文读者;鼓励国内学界对译文开展批评性分析,为海外译家提供更多导向参考;强化译者与出版机构的经典化意识,确保译文不脱离原生活;充分发挥汉学家深谙译入语的语言文化优势并向其提供多维度支持,更好地促进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及国际经典化。     

亚洲海域的文明交流：以福建的佛教传播为例

隋唐以前,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就是西亚传教者和东北亚习法者自海道出入中国途中的一站;唐末五代,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鼎盛时期,成为汉传佛教向外传播的一个枢纽,这种重要的文化地位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清时期,由于政府的海禁政策和欧洲人的陆续东来,闽人在环中国海地区沿岸形成贸易离散群体,使得明清易代、清末民国时期均出现了福建地区的佛教向海外“溢出”与“互动”的显著现象。而大规模的闽商长期“羁留”于环中国海各港口区域不仅保障了亚洲海域海洋交往的便利,更是闽籍僧众“溢出”与“互动”的重要基础。     

突发事件中恐慌性谣言的网络情绪传播及其应对之道

根据情绪感染程度、情绪疏导效度等因素,恐慌性谣言的传播层级可分为轻度级（Ⅳ级）、警示级（Ⅲ级）、严重级（Ⅱ级）和危险级（Ⅰ级）,最后常常演变成盲从式、偏见式、抵御式和暴力式四类恐慌形式。网民的谣言情绪传播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关组织情绪疏导的效度,而有关组织情绪疏导的效度则取决于其对于网民情绪性传播谣言行为的重视程度与了解程度,以及网民对有关组织的信任程度,两者情绪博弈的胜负则取决于双方沟通的结果。应对突发事件中恐慌性谣言的网络情绪传播,要以网民的关切为导向进行共情化信息传播,促成建设性的风险意识;在共情对话中达成话语平衡,提升网民的群体效能感;在合作中建立积极信任,推动网络共识,实现负面偏好的正向转换。     

工商演说：清末天津工商业知识的启蒙与传播

清末“新政”的举措之一是兴办实业,重振商务。天津工商演说会的制度化演说,既是“新政”期间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因素合力作用于北方金融中心的产物,并为清末民初的演说和社会启蒙抹上了浓重的振兴实业及抵制洋货等色彩。同时,借助宣讲所等公共空间,按照预设的时间,由专业人士完成的工商业知识启蒙与传播活动,不仅促成了知识和技能从少数人的专业化转换为部分程度上的公共化,还形成了中国近代知识转型的一条重要脉络。     

基于传播学视角的意识形态建设

在2013年“8·19讲话”中,习近平同志强调,最上乘的宣传是“看不见的宣传”.从传播学的视角对这种“看不见的宣传”进行深入研究和剖析,对我们掌握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加强话语引导力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概念的出发点、传播导向、受众意识、话语表达形式、特点特征、发展趋势等6个方面入手,提出了坚持党性人民性统一、突出个体意识、注重形象表达、隐性显性兼具、融通中国内容和国际视野等意识形态建构的现实路径.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培养研究——以外语教育为考察中心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外语教育作为中西方文化得以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支撑,是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有力引擎。本文在跨文化金字塔模型的基础上,立足我国国情,以提升学生外语应用能力,培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为目标,通过显性文化内容对态度、知识、技巧三个层面进行培养,达到对高阶思维和文化自觉的隐性内化作用,在“内”和“外”相互渗透中,有效提升学生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能力,进一步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提供智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