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民族发展观及其现实指导意义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人探求的重大课题。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同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确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民族发展观，在长期的探索和实践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比较系统的民族发展观。回答并解决了少数民族地区如何发展以及发展的实质、发展的道路、发展的途径等一系列问题，成功地解决了我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地区的现实问题。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民族发展观，并赋予其更深刻的内涵，将之提高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民族发展观，对于进一步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老子指略》与王弼的儒道融通

王弼是魏晋玄学的真正开创者,援儒入老、融通儒道是其思想特色。本文试图通过对《老子指略》的解读分析,从一个视角探究王弼的儒道融通问题。由于郭店楚简《老子》甲本对老子关于圣、仁、义等儒家核心理念的新表述,因此,与其说王弼援儒入老、融通道儒,不如说他对道的诠释更忠实于老子,是在忠实于老子的基础上发展了道家,而汤用彤、冯契、冯达文三位先生对于这一问题看似相左的精辟见解,恰好全面地诠释了王弼及其本体论哲学。     

黄廖本《现代汉语》（增订三版）语法指瑕

文章从使用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现代汉语》（增订三版）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新时代的现代汉语教材特点,指出了教材语法章节中存在的印刷错误、逻辑错误,对不切合教学实际情况的编排提出修订意见,对教材中某些有争议问题或不妥之处提出自己不同的观点。     

“与时俱和”——严遵《老子指归》及其对现代和谐社会理论的启示

在老子学说的早期阐述中,西汉严遵的《指归》解说独特,值得珍视。严遵在阐述老子“和”的学说时,提出了“与时俱和”的思想。由以古鉴今意义而言,“与时俱和”的思想恰是“与时俱进”与“和谐社会”两种现代理论概念的联接,可以给予现代社会以积极的启示。     

金代东北地区转运司建制考

转运司是负责财赋管理、运输的重要财政机构。金代在东北地区主要设置了两路转运司,即上京路和辽东路转运司。它们在调剂全国物资有无,稳定金初政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它们的设置,时常随着当时政治情况的变动而变动,弄清楚两路转运司的建制变革情况,对我们研究金代的政治制度有很大帮助。     

疑问代词“多少”的“复用”

“复用”是指疑问代词在句子中重复出现两次以上的使用现象。笔者整理了近代汉语中疑问代词“多少”复用的主要格式,如“V1＋多少＋V2＋多少”、“多少＋N1＋多少＋N2”、“N1＋多少＋N2＋多少”。现代汉语中“多少”的复用在已有格式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产生了新的格式,如“多少＋多少”、“多少＋N＋多少＋量词”、“多少＋量词＋（N1）＋多少＋量词＋（N2）”。     

中文网络语码混用及变异现象

中文网络语码混用主要表现为英汉夹杂 ,外来词一词多名并存 ,语言干扰现象主要表现为汉语词词类的超常转换和句式的反常构造。     

同级集权与纵向监督：清代法制体系的设计、权变与评价

清王朝成立后,经过短暂的适应与调整,将明代旧制与满洲特有的习惯相结合,为广大汉族地区设计出一套理想刑名体系,即:对于户婚田土方面的小事,主要由州县官员依照情理调和劝谕了结,不占用过多的行政资源;至于徒流以上特别是危害到社会治安、名教伦常,甚至国家统治的命盗重案,则从县到府再到按察司,由各级正印官审转驳查,最终经督抚达部上奏,定谳处决.这一制度体系的突出特点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表现为同一行政层级内的集权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这种监督兼及事与人两方面,侧重于“慎刑”,但失之于成本过高和效率低下.为了应对这两方面的问题,体制细节随着实践的各种形式变化而灵活权变.这样一套法制体系,是与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相适应的,获得时人较高的评价.     

论点摘编

当代哲学基本上是一种文化哲学欧阳谦撰文《当代哲学的"文化转向"》指出,当代哲学无疑进入了一个后形而上学时代,甚至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后哲学时代。柏拉图以降的传统形而上学遭到普遍拒斥,哲学由此而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变革。对于当代哲学的这些新面貌,人们往往冠以"语言     

论名量词“所”的历时演变

名量词"所"由处所词"所"变化而来,学界以往对名量词"所"的历史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对量词"所"的源形式及其变化机制的认识也比较模糊。量词"所"最早产生于秦代,但仅指称瘢痕、印迹单位,指建筑物单位到汉代才出现。从南北朝时期开始,量词"所"的指称功能趋于泛化。唐代以后,量词"所"又倾向于专门表示建筑物的计数单位,呈现出专职化的特点。量词"所"并非来源于指称建筑物的名词"所",而是来源于表示处所的"所",即由具体事物占据的空间处所而转指事物的单位,发生转指变化的机制是认知转喻(metonymy)。转喻是汉语量词形成的重要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