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戏曲艺术的海外传播及其启示——以越剧海外演出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以来,越剧艺术海外传播发生了从国家意识形态内容的宣传到“跨文化”与“转文化”并行传播样态的转变。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前后传播现状及其成因、海外的接受情况及其存在问题的探索,在综观中国当代戏曲艺术的传播状态的基础上,揭示出中国当代戏曲艺术海外传播的主流趋势与表现、目的与策略的变化及成因、对海外产生的双重影响、积累的宝贵经验及目前尚存在的问题等。从而,为新时代中国戏曲艺术海外传播或者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参考。     

论"程度副词+名词"

“程度副词 名词”的组合现象广为流行,这种组合不属于程度副词修饰名词,而属于词类活用中的名词活用,从修辞的角度来说,即为转品。     

工业企业未来发展之路——“智改数转”的探索研究

近年来,互联网信息化技术飞速发展,与社会、民生、文化、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充分融合,并且已经成为工业企业中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工业企业生产中,传统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信息时代下经济快速发展的模式。基于此,企业要在当代经济快速增长与国内外竞争环境日益激烈的环境下积极寻找新的发展方式,促进自身向着智慧化、数字化转型。但目前工业企业在“智改数转”的过程中依然在工业园区管理、企业管理等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阻碍工业企业智慧化、数字化的发展。鉴于此,工业企业可在管理、服务、政务等方面实现信息化建设,创建智慧化管理平台,从而开拓企业发展空间,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股票市场“高送转”现象研究

中国上市公司热衷于采用"高送转"这种股票股利的分配方式。虽然"高送转"对公司基本面及投资者利益没有任何改变,但投资者却偏好投资于"高送转"的股票,这是理性金融理论所无法解释的。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是投资者认为低价股票较"便宜"、容易上涨,管理者通过"高送转"来迎合投资者这一名义股价幻觉,并实现其自身利益。本文从"高送转"动机、行为特征和后果三方面展开论证,发现低股价股票溢价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越倾向于通过"高送转"来降低股价,并且送转的比例也越高;投资者账户数据说明"高送转"主要迎合了个人投资者非理性需求;"高送转"后公司绩效及股票超额收益显著下降,进一步说明追逐"高送转"股票的投资是非理性的。此外,我们从上市公司增发和大股东减持角度揭示了"高送转"是管理者及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实现路径和方式。     

名还是未名:这是问题

早期中国文献极为关注命名及称谓的问题:例如,诸子对于"忠"这样的重要概念应如何被"谓"有各自的论述,他们透过这样的命名行为来影响其他人对此概念的理解。然而,在近现代的西方翻译之中,命名性的"谓"常被"是什么"的"是"取代。以先秦诸子如何界定"忠""孝"为例,研究者从中可以发现中国重"名"思想的诠释工具通常有三:其一是孔子、儒家或中国哲学中的"正名"学说;其二是西方修辞学中的"转谓"(paradiastole);其三是分析哲学中的说服型定义(persuasive definition)。在解读诸子典籍时,虽然上述三种工具皆有削足适履的危险,但对于诠释文本却不无启发。重新检视这三种诠释工具,除了辨认出这些工具的危险性之外,亦可透过反思来发现它们的价值。     

不同学科背景转专业学生适应性探究——以A校转入L专业学生为例

对于转专业大学生来说,进入一个全新的专业体系,学习、生活、人际等方面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适应问题。本研究以A校2017—2019年转入L专业的本科生为研究对象,将转专业学生分为理工类、社科类、大农类三类,通过网络问卷发放,从学习适应性和人际适应性两方面探究不同学科背景转专业学生转入L专业后的适应情况,以期提出相关建议。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研究

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法院将已经受理的家事纠纷由法官调解转介给特定的调解组织或人员调解的审判工作机制,其制度内涵有三点:转介主体、转介范围和转介程序。该机制是审判工作机制而非调解的一个类型,因此与委托调解、强制前置调解和协助调解不同。家事纠纷诉讼调解转介机制属于司法调解权的分化,既是对社会力量参与家庭文明建设的要求,也是民法典编纂背景下婚姻家庭法变革的需要,更契合民事诉讼社会化的趋势。作为家事审判领域的制度创新,诉讼调解转介机制是民事诉讼"调审分离"的过渡性制度安排,其最终趋势是实现调解与审判的全面分离。就家事纠纷解决而言,未来时期内该机制的实效发挥倚赖于专门的调解机构与专业的调解队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