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的“双十”纪念(1927—1937)

自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以来,虽然历经军阀混战和政权更迭,但作为民国国庆日的双十节一直都被广为纪念与宣传。在1927—1937年间,南京国民政府充分利用双十节的纪念与政治功能,体现出其对重大历史时间的价值选择。以九一八事变为界点,其纪念主题历经从国庆到国难的转变;以七七事变为界点,其政治基调历经国共两党由分裂到合作的转变,但这期间却贯穿着国民党始终如一的价值诉求,即以增进国民党执政的合法性为宗旨,使得特定的历史时空,既具有价值的普遍性,又具有价值的特殊性。     

同气相求：申圭植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思想交流

申圭植是流亡上海的韩国近代著名独立运动家,在流亡中国期间,他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展开了广泛而密切的交流。在与中国革命党人交流的过程中,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大同思想和对舆论宣传的重视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且这些思想也都在人际交流和革命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发展变化,因此探讨申圭植在流亡中国期间与中国革命党人的思想交流,可以阐释其在中韩近代人文交流史中的价值和意义。     

民国时期民族平等思想在新疆的产生

杨缵绪、冯特民、冯大树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来到新疆后,在孙中山等人民族观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民族平等的思想,并积极应用到革命的宣传中去.这批革命党人在新疆只活动了五年,活动范围也主要局限于伊犁地区.这就导致了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民族平等的宣传与实践影响面较小.     

都下雅集:陈衍等宋诗派成员清末在京师的文学活动

都下雅集在近代宋诗派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庚戌、辛亥诗社中宋诗派成员都起到了核心作用,显示出宗宋诗风逐渐成为诗坛主流.宋诗派理论家陈衍是都下雅集的积极参与者,小秀野草堂是雅集的一个重要场所.都下雅集所建立的人际网络为宋诗派在民初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性别与革命:近代以来秋瑾形象的转换(1907-1945)

秋瑾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人物。她的政治形象在近代先后经历了"男女革命"、"革命先烈"、"女革命家"等三个阶段;这种形象转换和中国近代以来的女权主义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民族战争密切相关,早期往往只强调她其中一个侧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她的女权主义思想被替换为男女爱国平等,革命思想被替换为积极抗战,两种改造过后的思想第一次统一到"秋瑾形象"之中,成为当时国民党领导妇运的精神象征。"男女革命"的悲剧人物     

清末地方统治集团与云南辛亥革命

云南辛亥革命的爆发和成功是清末政局演进的逻辑结果。清末宪政改革时,中央政府以改革之名行收权之实,客观上造成督抚-州县体制趋于瓦解。锡良和李经羲举办新政,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却恰恰为清朝地方统治集团培养了"掘墓人",只能归咎为清朝君主专制政体积重难返的结果。地方统治集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顽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人越来越少。云南辛亥革命时期,地方统治集团基本上未作拼死抵抗,而是以逃跑和投降为主,不再充当清政府的"殉葬品"。     

黎元洪与袁世凯的恩怨

黎元洪与同盟会毫无渊源,对年轻气盛的革命党人耿耿于怀,于是,就和袁世凯合作,与革命派对抗,对袁的支持甚大。后来,袁世凯帝制自为,袁与黎又产生了分歧,总体上,仍然恩大于怨。     

重新发现历史：以云南近代历史为例

重新发现历史,重写历史有其必然性。近代云南历史研究发现了众多的亮点,有必要重写云南近代历史。例如,云南陆军讲武堂铸造了黄埔精神,辛亥云南起义在全国创造了三个冠军,护国战争应属于民主革命主流的组成部分等。当然,重写历史,应当以尊重历史为前提。     

汪精卫与袁世凯的交集

汪精卫和袁世凯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负面人物。1910年4月,汪在刺杀摄政王载沣被捕入狱之后与袁有了交情,至1916年6月袁一命呜呼,为期6年。二人的交往也曾对近代中国尤其是辛亥革命产生过一定的正面影响。袁汪初识1910年,为了回击梁启超等保皇党讥讽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挽回民众对革命党人的信心,汪精卫、喻培伦、黄复生等谋刺清廷摄政王载沣,行前散发《致南洋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