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组织情境下上司—下属社会交换的互惠机制研究——基于对价理论的视角

本文采用情境实验和问卷调查方法,对中国组织情境下上司与下属之间社会交换的互惠机制进行了探讨。具体而言,研究一(实验1)从上司的视角考察了组织中上司因下属个人才能、上下属关系亲疏以及交换类型的不同而采取的不同互惠法则。结果发现:(1)上司在其给予下属的晋升、奖励等工具性回报上,同时采用公平法则和人情法则;(2)上司在其给予下属的鼓励、支持等情感性回报上,同时采用公平法则和人情法则,但更偏重后者。研究二(实验2)和研究三(问卷调查)则从下属的视角考察了组织中上下属之间进行社会交换时下属采取的互惠法则,并通过引入经济法学中的"对价"理论,探讨了组织情境中公平法则和人情法则的本质。结果表明:(1)在面对上司不等价工具性回报时,下属针对才能采用公平法则;在面对上司不等价情感性回报时,下属针对才能采用人情法则;(2)在面对上司不等价工具性和情感性回报时,下属针对上下属关系采用人情法则;(3)公平法则是一种完全对价,即当双方提供的交换价值完全相等时,交换达成双方均满意的结果,否则会导致一方不满意;(4)人情法则是一种适度对价,即当双方提供的交换价值相差不大时,交换达成双方均满意的结果;若交换价值相差过大,则会导致一方不满意。上述研究结果整合了"公平"和"人情"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社会交换法则,为理解中国组织情境下上下属间不同类型的互惠交换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论词义感情色彩变化中的意义感染现象

词汇的感情色彩依附于词义,具有客观固定性和社会性,并且随着词义的变化,词汇的感情色彩也随之改变.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首先提出"意义感染"的概念,继而重点分析词义感情色彩变化中的意义感染现象发生的两大主要途径.根据经济学上的"格雷欣法则",最后对这类词汇的发展趋势做出了分析和预测.研究表明:意义感染后,词汇或是趋向于演变为禁忌语,继而慢慢退出历史舞台;或是作为委婉语,在言语交际中起到迂回作用.     

两岸合作突出重围——两岸同胞共同确保中华民族在东海、南海的海域和海权

清王朝衰败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制海权的彻底丧失.追溯清政府制海权彻底丧失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便是我们已经拥有了控制海洋的实力,但却未有建构海权的意识.清王朝遭遇的各列强国家的利益均沾和割地赔款,给中华民族留下了被割裂,以及与邻国无穷尽的东海和南海纷争.与此同时,在没有国际法话语权的境况下,我们还面临充满战争危机的领土变更原则的威胁.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而两岸真诚合作,便是以和平方式突出世界盛行的"丛林法则"重围的最佳方式.     

东亚经济的增长、危机与复苏

对东亚的经济成就和危机 ,“华盛顿共识”都是从市场法则以及“各国”的经济政策和制度框架的角度来解释的。这种思路没有考虑经济与政治的关联、不完全竞争的环境、指标性政策的作用以及地区内的相互依存关系。本文将介绍有关解释东亚经济增长的诸多要素的争论 ,并用“地区性传染”来分析在增长、危机和复苏过程中的地区化进程     

职场新人非常规法则

许多刚刚步入职场的新人抱怨不能固定在一个工作岗位,还没混个脸熟,便被公司从一个部门赶到另一个部门,甚至,有可能因为上级部门的某种需要临时“借”去做些写写抄抄、清扫卫生之类的琐事。刚刚燃烧起来的工作激情,转眼间熄灭了。他们没有想过,被人“借”的时间内,也能完成自我升值的过程。     

四种同一性概念与莱布尼兹法则

自Gibbard在1975年发表《偶然同一性》以来,铜像问题引起热烈讨论,催生了多种精致的理论。这些理论的共同缺陷在于缺乏对"同一性"概念的细致辨析。同一性不是单纯的一种概念。通过区分四种同一性概念,可以澄清铜像问题的讨论背景。在同一性概念与莱布尼兹法则之间存在紧张关系,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区分四种同一性概念得到解决。     

王朔:女儿是我的一面镜子

正王朔有一次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感叹过:没有一个孩子是自己主动要求到这世上来的,在亲子关系当中,如果一定要说谁欠谁,那也是父母欠孩子。孩子一来到这个世上就开始给予,我的女儿带来的快乐是我过去费尽心机也不曾得到的,与之相比,为了养育她而所花的金钱根本微不足道。     

评伍德与奥尼尔之争——两种道德法则诠释及其启示

在当代道德哲学中,如何阐明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是一个关键问题。很多人认为,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源于绝对命令:只要是绝对命令所要求的,便是行为者遵照执行的道德义务。但是,绝对命令的合法性又要给予证明,因此如何诠释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是重大的道德理论问题。一种观点认为,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源于法则本身;另一种观点主张,道德法则的有效性在于它的建构效用。两种诠释道德法则有效性的观点争论不休,前者的观点通常被称为实在论的,其典型代表为伍德;后者的观点是一种建构主义理论,其典型代表是奥尼尔。然而分析和批评表明,无论是实在论还是建构主义的诠释都启示着我们从新的角度探索与回应道德实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