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科研不端行为的民法分析

科研不端行为可能会引发民法上的法律后果,因此从民法视角对此类行为加以分析具有必要性。科研不端行为涉及的调整性民事关系主要包括知识产权关系与合同关系。科研不端行为所引发的保护性民事关系主要包括侵权关系、违约关系与缔约过失关系。科研不端行为所侵害的客体主要是著作权和商业秘密,能够引发违约与缔约过失的具体科研不端行为主要包括刺窃、伪造、一稿多投,可能引发的民事责任形式体现为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教、赔偿损失。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吗？来自债券违约的分析

近年来,我国债券违约事件频发,对债券市场的平稳运行造成威胁。以2020年11月永煤债券违约为外部冲击,从地区、行业、评级机构与承销商四个层面,基于2020年债券市场日度数据,利用事件研究法与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AAA级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对债券市场影响的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永煤债券违约事件导致债券一级市场发行规模缩小与发行成本提升,并显著提高了二级债券市场存续债券的回报。从短期市场反应来看,违约事件造成的负面溢出效应(异常回报提升)同时存在于地区、行业、评级机构与承销商层面;从长期影响来看,违约事件导致的存续债券收益率提升的负面冲击仅在地区和行业间存在。异质性分析表明,违约事件对低承付能力地区、低市场竞争程度行业、由内资背景机构评级以及低声誉机构承销的债券负面影响更加显著。进一步检验发现,上述短期负面溢出效应在高等级(AAA)债券组中更加显著,并且评级机构的评价标准并没有受到该违约事件的影响,说明信用评级膨胀问题仍然严重。因此,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债券市场的引导,从债券市场信息中介(评级机构与承销商等)角度采取措施来防范与降低债券违约风险。     

违约风险、银行信贷筛选与货币政策非对称效应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企业违约风险与银行信贷筛选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银行信贷筛选对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效应产生的影响。在参数校准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政策冲击的长期效应与短期效应。研究结果显示：(1)无论是基于长期还是短期效应的角度,银行信贷筛选均显著抑制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产生的积极影响;(2)基于货币政策冲击的短期效应可以发现,银行信贷筛选降低了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际效应,并且放大了货币政策对通胀的影响;(3)通过比较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的脉冲响应可以发现,银行信贷筛选导致货币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存在非对称性特征。福利分析的结果表明,相比无银行信贷筛选的情形而言,银行信贷筛选导致了整体社会福利的恶化。     

中小上市公司违约特征判别及预测

本文运用多元统计分析方法,通过对所选取的中小上市公司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建立违约模型.实证分析得出的判别函数较为简洁直观,能对新的企业数据进行违约特征的判别,并可知此种判别方法的判别误差及错判概率.     

违约可得利益之比较研究

违约可得利益赔偿是个棘手的问题.中国<合同法>等法律规定应当赔偿违约可得利益,但审判实践中,法院对可得利益赔偿大体上持一种否定的态度.如何理解可得利益这一概念至为重要,界定概念的最好方法莫过于比较,有必要探讨违约可得利益与直接损失、间接损失、机会丧失等概念的关系,它们之间很容易发生混淆.通过对这些复杂关系的比较,期望能够为违约可得利益赔偿提供有益的思路.     

基于评级模型的违约率估计

违约率是信用风险建模的核心输入变量,文章基于评级模型对违约率进行估计。估计违约数据很少的低违约组合的违约率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用最大谨慎原则方法解决这类问题时结果偏大,过于保守。文章将最大谨慎原则的思想与极大似然方法相结合,估计了低违约组合的违约率。估计的结果比仅用最大谨慎原则得到的结果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保守度。     

新巴塞尔协议中信用风险管理IRB法解析

为研究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管理问题,对新巴塞尔协议中信用风险管理IRB法进行系统分析,概括其基本框架,并通过详细解析其设定的4种风险要素函数来解释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运用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模型时存在“黑箱”的原因,同时,探讨该方法与各种信用风险管理模型的兼容关系,通过解析信用风险管理模型中各种风险要素函数设定的内在逻辑关系,总结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应用IRB法时存在的各种数据估计上的困难,从而得出应对各种困难的对策。     

美国金融危机初始因素的敏感性分析——基于KMV模型

利用住房抵押贷款的基本定价模型及美国金融危机时期各相关变量的实际数据,对美国金融危机中的房价、房价波动率及利率三个直接初始因素进行敏感性作用力度弹性分析,探讨了房价、房价波动率及利率三个直接初始因素对住房抵押贷款价值与信用风险的敏感性与作用机理。     

中国转型期企业间经济活动“低信任”违约现象的社会学解释

经济行动嵌入于社会结构中 ,近年来经济生活普遍存在的“低信任”、违约现象是经济行动者在现实社会结构条件下的一种策略选择 ,理解社会结构与这些经济行为的内在联系 ,建之其上的制度设计 (法律、其他制约力量等 )、道德呼吁 (学校教育—社会环境的统一而不是背离 )才更有可能有的放矢 ,这同时也是一个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有意识培植新要素 ,重构中国社会 (关系网络 )结构的过程 ,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双重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