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头治理——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治理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也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实践及研究表明,源头治理是社会治理有效性的基础和前提,是一种有效的社会治理方式。源头治理可以缓解社会紧张度,克服社会离散度,增强社会认同度,重建社会信任度。福利建设是缓解社会紧张度的上策,发展福利服务有利于增强社会团结度,加强福利治理有利于增强社会认同度和信任度。     

共治与自治相结合 提升社区治理能力——访上海市浦东新区副区长陆鸣

记者：说起改革开放的成果,人们就会联想起浦东林立的高楼。多年来,浦东新区始终处在改革开放的前沿,不仅取得了卓著的经济发展成就,在社会管理和服务创新方面,也始终是上海乃至全国的“地标”。     

服务能力强 治理基础实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城乡社区治理”的改革任务。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到城乡社区,社区服务和管理能力强了,社会治理的基础就实了。”那么,社区治理治什么？怎么治？谁来治？在工作实践中,笔者作了一些思考。     

论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政府能力建设

政府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主导作用,政府能力的高低决定着政府职能的实现程度。因此,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必须加强政府能力建设,提高政府在社会政策、社会资源汲取、社会整合、社会利益平衡、社会控制、公共服务、依法行政和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等方面的能力,转变和优化管理方式,健全和完善运行机制。     

中外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比较分析

当今世界证券公司治理结构的两种模式(英美模式和日德模式)各具特点难分优劣,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结构与英美模式进行比较更有意义。应该借鉴美国证券公司治理模式对我国证券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改革。     

经理人治理困境与"道德曲线"扩张

经理人败德行为治理困境的根源 ,在于经理人的“道德曲线”扩张乏力 ,从而阻碍了经理人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当前经理人“道德曲线”的扩张动力 ,不在于技术手段的创新 ,而在于以正确、完整的经理人人性假设为前提的经理人治理机制的创新。对经理人的人性假设进行反省 ,是经理人治理困境超越的新起点。     

大国治理与政治建设--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

大国治理问题是中国长期延续的一个历史性难题,作为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面对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如何寻求有效的资源积累结构,确保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以达成有效的国家治理,是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与关键。大国治理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基本特征,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深深受制于其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以及时代使命。因此,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战略选择就是通过以现代价值体系的塑造、现代制度体系的构建和现代治理结构的培育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建设,实现政治建设与大国治理的和谐互动,最终达成有效而民主的国家治理。     

从电子政务到电子治理 

电子治理是电子政务发展的新趋向，我国已经在推行电子政务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应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实现由电子政务到电子治理的跨越，探索适合国情的电子治理之路。     

基于贝克“无知”视域的转基因技术风险成因

乌尔里希·贝克对“无知”的界定为探究转基因技术风险的成因提供了新的研究视域。他归纳了五种类型的“无知”：对风险知识的有选择性的接受与传播、知识的不确定性、误解和错误、认识的无能、不愿认识。五种类型的“无知”具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上而下的政治实践的结果,一类则源于主体认知的局限。因此,在正视转基因技术风险的同时,要通过自下而上的“亚政治”以及跨越学科界限、民族国家界限的“跨界治理”来规避风险。     

共治:政府主导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的缺陷及其纠补

政府作为生态治理的主体,由其主导的企业型生态治理体制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而政府和企业合作共治的生态治理体制,既有利于发挥政府的服务优势,也有利于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政府生态治理主体角色过于强化,而企业主体意识又显缺失,两方面的原因阻碍了共治体制形成.因此,促进政府与企业共治体制的形成要正确定位政府主体角色,培育企业主体意识,然后通过政企互动重塑生态治理共治的监督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