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文化与儒家文化人生观之比较

人生观是探讨人生的究竟,人生的道德,人生的态度,人生的价值,教人如何做人,怎样为人处世等人生的指导思想。谚云：“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古今中外,对于人生的看法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同的人生观对于一个人的理想、价值有着截然不同的指导意义。不同的文化体系对人生观更有着不尽相同的诠释与理解。     

论科学构建民族法学学科体系

民族法学学科属于新兴的年轻学科,在国家学科专业目录中还没有“法定地位”和“法律身份”,“借壳”于民族学成为相对独立的法学学科.民族主体、民族权利(权力)、民族行为规则和民族责任成为科学构建民族法学学科体系的“四大件”:民族主体发挥主体效用,成为民族法学研究的主体要素;民族权利(权力)构成民族法学的核心关键;民族行为规则引领民族法学的方向、路径和方法;民族责任成为民族法学的“兜底责任”,共同构筑出特色分明、本色纯正的民族法学学科体系.     

企业社会责任担当动态平衡问题研究

企业要担当经营活动以外的责任,但企业究竟要担当哪些责任?负责到什么程度呢?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可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企业责任、消费者责任和社会责任三个维度。企业担当社会责任的基本准则是实现企业、消费者和社会三者利益期望实现程度的动态平衡。动态平衡是利益平衡与协调机制,对于帮助企业在实践中担当社会责任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回应型预算法:原理、机制与建构

当下公共预算治理变革要求建立回应型的预算法律体系,由预算权力主体主动回应民众诉求与社会关切。回应型预算法具有公益导向性、"刺激-反应"性和适度回应性的特点,它建构应以预算内容的公开释明、预算利益的协商调整、预算偏差的及时矫正、预算结果的合理评价为轴心。目前我国预算法律制度仍然存在回应事项狭窄、回应程序随意以及回应效果乏力等问题,应从提升预算内容的可理解性、预算过程的可问答性以及预算行为的可问责性着手,促进我国回应型预算法的良序构建,实现预算民主法治和公平正义。     

“道德理性”是否可能?

西方主流哲学长期倡导"道德理性"精神,主张只有理性才能在道德领域内发挥主导性的统辖作用。但深入考察会发现,其倡导者们要么未能说明理性认知如何可能促使人们从事良善利他的德性行为,要么认为理性认知无从把握良善意志而将后者变成了某种非理性的崇信对象,结果反倒遮蔽了良善利他意志在道德领域内原本具有的决定性原点效应,因此在实然性的维度上无法成立。     

马克思与麦金太尔的现代性道德批判及其比较

“我应该成为何种人？”是现代人的基本困惑,也是麦金太尔与马克思批判现代性道德的共同旨趣,但二者理论路径却不同。麦金太尔采取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欲回归古典传统,马克思则在辩证思维主导下走向了对现代性社会的批判和扬弃,这与科学社会主义相通。马克思关注的不是这个时代没有统一的道德标准,他也无意于建构这一标准。马克思不同于麦金太尔的地方在于,麦金太尔将危机指向了启蒙道德筹划,马克思则将危机指向了现代性社会本身,认为正是现代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现实带来了道德危机。马克思将所有资本主义的社会现实视为通向真正的人类共同体的必要前提和基础,认为个体的人、自由、对规则的遵守、科学技术、工商业等等,都是在为真正的人类解放准备条件。     

论法治社会形势下的道德定位

德治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弘扬的,对于当前的道德定位问题实际上需要解答德治与法治之间的关系,而且要辨析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下推行"德治",是一种道德的教化,还是真正意义上的德治。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上看,法治具有一定的功利性,法律作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一种体现,法治的最终根本目的是要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目前我国已经形成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各项社会行为与活动几乎都纳入到法律的轨道中,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诸多的行为是难以通过法治予以规制,需要从社会道德的角度进行规范,然而道德的规范是一种内在的约束,从当今民众的社会信仰的现状上看,社会主义道德体系难以有效的规范一些社会现象,如碰瓷、故意摔倒老人的讹诈、公路散落物品被村民哄抢等。因此在法治的社会形势下如何对道德治理进行准确的定位,真正发挥与弘扬道德在规范与约束民众行为的作用,道德治理社会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等,对法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虞舜亲亲论SSCI

尧舜时代中国确定了家庭的重要地位和家庭建设的基本目标,还以孝为核心确定了家庭生活的道德准则。舜作为中华道德文明先祖,在践行孝悌准则,构建和谐家庭,推进全社会家庭建设,促进社会治理等方面费尽心力,卓有成效,影响深远。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特别重视家庭,中国人往往公私不分,公德意识匮乏,对人对事总要区分远近亲疏等,这些也与舜德传统有关。     

中华传统美德的三个维度 ——兼论与传统道德、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中华传统美德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流,依《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的视角考察,可界分为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三者之间环环相扣、层层递进,既相对独立、彼此联系,又相互促进、彼此融通,共同作用于人的发展,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中.解读中华传统美德的内部结构可以发现,传统道德的优秀部分构成了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传统美德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富强、文明、和谐、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提供了直接理论支撑,为"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供了间接理论支撑.     

自由与责任:网络空间伦理诉求及其实现策略

习近平在世界互联网大会上的主旨讲话中指出,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了“鸡犬相闻”的地球村,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力推动了社会发展;同时,他又指出,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并明确提出了加强网络空间治理、规范网络空间行为等要求.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和交互性,既给人们提供了自由的空间和舞台,又对人们的道德要求和责任担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为主体网络信息的自由表达有其必要的边界和限度,网络行为中的责任担当对规范网络空间和现实社会的有序发展存在着积极的应然价值,自由与责任构建了网络空间最基本的伦理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