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史讳举例》的补充与修正

《史讳举例》为避诗学之经典．但其对避讳的定义应加以补充和修正：１、避讳并非只是文字上，应包括口语、甚至口语中更严格．２．避讳并非中国之特有．许多民族中都有避讳习俗．     

“寿县汉初蟠螭纹镜‘大乐’避刘长讳”说献疑——兼与李学勤先生商榷

李学勤教授在他的《古文字学初阶》一书的第六部分"金文的形形色色(下)"中,分析了铜镜的镜铭。其中提到安徽寿县出土的汉初蟠螭纹镜镜铭上面的"大乐"是对汉淮南厉王的避讳。此说法不符合淮南厉王的避讳通例,刘长的避讳用字是以"修"字代替"长"字,因此,"大乐"不是避刘长讳。     

《厨院新池记》作者确系李玄卿——与张晓芝、黄大宏先生商榷兼谈文献研究方法简

《厨院新池记》系唐大历五年余杭天柱观处士李玄卿所作。宋、清两朝皆避讳“玄”字,将作者改作“李元卿”。今据《文苑英华》、元至大年间旧钞本《洞霄图志》等相关史料,考证《厨院新池记》确系李玄卿所作。明《八代文钞》“李华说”,《全唐文》“李勉说”,今人“李幼卿说”都是不正确的。版本学、避讳学对于文献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忠孝之辨与避讳

避讳是自周代以来不同时期普遍的现象,然而不同时期表现有较大差异,这些差异又与当时的社会历史因素有着密切关系,对这些联系的考察,可以作为历史考察的一个部分,又可以为避讳史的研究作一补充。     

从避讳现象谈《老子河上公章句》的成书时代

本文讨论了与“避讳”现象相关的一些问题,同时利用《老子河上公章句》一书中的“避讳”现象,对该书的成书时期作了结论:认为该书成书汉昭帝刘弗陵之时,更始帝刘玄之前这一段时期内(即公元前86年至公元23年)。     

"至道三年避真宗讳"考

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卷五"数朝同讳例"中的"宋至道三年避真宗讳改"一语,颇引起读者的疑惑,似是父避子讳.实际上,这是新君未改元时在旧君年号中避新君讳,是理所当然的事.这种现象不但多出现于北宋时代,在其他朝代中也应该是常见的,在避讳学上值得特别注意,读史时也不可忽略.由此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些治史的启发.     

两千年的政治“隐语”：讽谏、避讳与文字狱

在中国古代礼法中,尊者、长辈的名是不能直呼的,由此产生了一种今天看来既有趣又严酷的规矩——避讳。有的避讳是被动的,如皇帝名字;有的却是民间主动创造的＂避讳＂,特别是那种朝廷不许说,百姓们又很想说的人或事。     

敦煌卷子S.202中两个重要的隐在避讳

S.202是一件较为重要的敦煌医药卷子,但对其文献的传抄情况,既往研究者虽然利用了卷子中的避讳情况作判断,却因为对古代避讳知识的生疏而形成误判。实际上,该文献有隐在的南朝陈讳和隐在的唐代避讳。由于后者的存在,可以将卷子的抄成年代判定为唐代。     

略论历史上的避讳

中国古代有各种忌讳,避讳是其中最普遍和最重的一种.避讳起源于西周,但当时的规定还比较宽松,如不避偏名和嫌名,在诗文中不必避讳,特别是只对死者加以避讳等.从秦汉以后,避讳逐渐严格化,不仅生者也须讳名,二名要偏讳,要避嫌名,无论说话或写字都要避讳,盛行私讳,甚至为避讳而改姓等等.避讳的方法很多,至少有改字、空字、缺笔等七种.避讳虽然使史籍的记载造成了混乱,给史料的运用增加了困难,但是如果人们掌握了它的规律,却可以利用避讳来鉴别史书和史料的真伪.因此,研究避讳学对史学研究和古籍整理都有一定的意义.     

夏译本《论语全解》、《孝经传》中的避讳字

西夏仁宗仁孝时期,重视儒学,发展教育,确立了以儒治国、以孝治天下的统治思想.在这一时期,翻译、刊印了一批儒家经典著作,其中有<论语全解>、<孝经传>等.在夏译本<论语全解>和<孝经传>中,初步发现了9个避讳字,有的避讳年号、尊号,有的避其名讳和皇姓.在皇姓中既避"嵬名",又避"李"娃,这对研究夏国史和思想史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西夏文避讳字的出现,增加了文字的品种,丰富了语言文字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