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霆案中的法律解释问题

为探究作为典型疑难案例许霆案的产生原因,详细分析了许霆盗窃罪定性和量刑变化的法官解释。分析认为:混乱的法律解释体制是许霆案所隐含的诸多司法制度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诸如许霆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违背受害人意志、是否具有秘密性以及可否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量刑处罚等问题,都对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产生了较大的质疑和冲击。许霆案的司法实践表明,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已经面临着必须重构的历史课题。     

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基础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的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的下位权能。合宪性与合法性、法的发展、人权保障以及现代刑事诉讼原理是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量刑建议权的本体价值是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目的价值是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     

浅论《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艺术特色

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学界认为的“现代经典”之一。这部小说没有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但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文章从这部小说的人物形象塑造、语言运用和情节处理等方面作了比较具体、深入的探讨,试图探寻该书的艺术特色,从而管窥它成功的秘密,亦希冀对青少年读者欣赏这部小说有所帮助。     

论小说创作

如果可能,请别写小说.小说创作是一种非社会行为,一旦动笔,小说家会时刻为小说中的人物所困扰;而且,真正写起来,小说指南一类书籍并不管用.假如非写不可,那么,小说家需考虑是以情节为主还是以人物为主.如果以情节为主,小说家即在虚构的事情中间而非在所谓的真实生活中寻找人物的时候,抓住情节不放;如果以人物为主,那么,小说家则需对适于情节的某些特征加以强调,使人物在新环境中显得真实可信,从而赋予他们生命.小说家无论重情节抑或是重人物,都还要考虑以何种形式、何种风格呈现情节和人物的问题;当然,在优秀的小说家笔下,故事和人物本身会以最适合的形式出现.小说家应对形式、人物和语言保持一种敏锐的感觉.此外,小说家可能会对道德教诲产生迷恋.尽管应当通过作品给读者以教益,但是,真诚的艺术家并不能专注于说教.     

《红楼梦》情节的"对照美"--以贾瑞挨整与薛蟠遭打的对照为个案

"犯而不犯"是明清人对"犯"与"避"这一对待性范畴的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的界定,当时的小说评论家们充分地认识到了这一创作方法的审美功能.<红楼梦>中贾瑞挨整与薛蟠遭打这一对情节,也体现了这一对范畴的辩证关系,具有"对照"美.     

论品格证据的运用与排除

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下,品格证据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介绍英美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探析品格证据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危险驾驶罪定罪问题探析

随着《刑法修正案（八）》的实施,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都逐渐认识到危险驾驶罪立法设置的必要性和适用的复杂性。对于犯罪的认定,需要从犯罪既遂形态类型、犯罪责任的要素、犯罪停止形态、罪数等角度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精神的指导下准确认定本罪。     

中国30年代话剧艺术论略

中国的话剧艺术是在本世纪３０ 年代明显走向成熟的, 其成熟的标志主要体现在戏剧的情节、结构、人物形象塑造和戏剧语言创新四个方面。从情节的发展意义上说, 以《雷雨》为代表的戏剧创作显示了综合性情节悲剧的多方面特征, 并在多种情节因素的融合方面做出了民族化的改造; 而以《上海屋檐下》为代表的一批作品, 则是以创新性的具有生活实感的结构样式表现了特定时代中国都市下层民众的真实生活, 并在尊重中国观众欣赏习惯的前提下创造了中西合璧的结构形式; 戏剧人物塑造上, 《日出》、《原野》等作品, 开创了中国现代戏剧艺术注重人物内心冲突和心理刻画的性格描写方式; 而在戏剧语言领域, ３０ 年代中国现代戏剧的最大成功在于新的对话机制的建立, 即它的叙事主体和受体都直接表现为剧中人物, 而作者和读者、演员和观众则处于一种内隐的地位。正是在上述几个方面, 体现出了中国本世纪３０ 年代话剧艺术的成熟特征。     

《醋葫芦》游冥情节与明清 "妒妇题材"小说的疗妒手段

<醋葫芦>是明末清初的一部以"疗妒"为主旨的劝善类世情小说,其中有占两回文字之多的游冥情节.这些游冥情节反映了明清时期民众的冥界信仰.在小说功能上,游冥情节作为小说情节链条,推动了小说情节的发展,主人公死而复生的冥府游历过程也成为主人公性格转变及解决矛盾的契机,帮助完成作品的大团圆结局.<醋葫芦>地狱受罚的的"疗妒"手段在明清妒妇题材小说中很有代表性,超现实的"疗妒"手段表明多数男性对这一普遍存在的家庭现象的无奈.     

关于量刑基准的几个基本问题

通过探讨量刑基准研究的必要性、概念、法律特征,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以及量刑基准的确立等基本问题,提出量刑基准只能合理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反对将量刑问题精确化,使得法官沦为呆滞的法律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