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法修正案再审的功能与完善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对再审事由做了很大的修改,但还是存在不足。对于再审事由,应在坚持它的非正常救济程序功能和补充性原则的基础上,取消再审的实质性事由和兜底条款,补充限定再审的次数、当事人权利用尽和增设前置程序的规定,完善再审程序,实现我国的法律程序正义。     

论刑事审后程序

刑事审后程序是指除审判监督程序外刑事判决生效后一系列程序的总称,包括刑事执行程序、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程序以及刑罚被执行完毕人员的前科消灭程序等内容。刑事诉讼法学界除了对作为刑事审后程序重要内容的刑事执行程序研究较为充分外,还没有人对刑事审后程序作过系统的专门研究。对刑事审后程序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特别是建立和完善被害人损害赔偿制度和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建立刑罚被执行完毕人员前科消灭的法律制度,不仅有助于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法治理想及其要求

法治是当今世界公认的一种重要政治价值。法治理想的要义是通过法律规范的途径来限制任意专断权力的运作。为达到这一目标,法律规范在形式上必须满足富勒提出的八项要求,并且必须确立法律的正当程序来保障法律规范得到适当的运用。我们可以把这两方面称作法治理想形式与程序方面的要求。法治理想的要义还有助于我们理解人们围绕法治的一些重要争论,如关于实质性法治观念的争论,关于立法性法律的争论等。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一个文化机制的分析

经济升级的本质,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即:经济增长从建立在物质容量基础上,转变为建立在文化容量基础上。经济升级必须有文化升级的配合。建立在物质容量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和建立在文化容量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对应的是两种不同的赋予经济行动和政策以正当性的文化机制:目标合法性机制和程序合法性机制。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早期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更多的是与目标合法性机制相关联,而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更多与程序合法性机制相关联。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如果经济增长模式要从以物质容量为基础转变为以文化容量为基础,那么,经济行动的合法性机制必须实现转型。     

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衔接的制度路径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纵深化推进,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呈现出二元独立共存之实际格局,即“调查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其中,调查程序受监察法调整,而刑事诉讼程序受刑事诉讼法调整,两者衔接的枢纽为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程序。这一程序衔接体现在:监察机关调查的职务犯罪案件必须经过审查起诉程序方能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其正当基础既在于审查起诉处于承前启后的中间环节,也在于法律监督职能的正常延展,还在于检察机关主导作用的角色扮演。当然,“以审查起诉为枢纽”的制度衔接模式目前还存在一系列的现实问题,因而需要通过检察机关切实承担主导责任,着力提升被调查人的主体地位以及提升法律监督的实际效果等措施予以完善。     

论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完善--以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为视角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小额诉讼程序的设立是对我国社会司法需求的积极回应,对于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民事小额纠纷,缓解我国司法“案多人少”的压力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制度设计是程序功能发挥的前提,小额诉讼程序作为一种独特的审判程序,将其置于简易程序之中适用传统诉讼二元分离适用论的立法体例显然不利于其立法目的实现和功能发挥。文章运用诉讼法理与非讼法理交错适用论对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体例、适用范围、实施规则、救济途径等方面在立法上予以完善。     

公司关联交易的安全港程序与公司集团立法研究

《公司法》第16条引发越权担保合同效力之争,本质是关联交易的效力判断之争。《公司法修订草案》完善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安全港程序规定,应置于《公司法》总则之中或独立成章;违背安全港程序的关联交易可以经法院撤销而归于无效,但最终应以交易公平性作为终极裁判标准。公司集团利用内部关联交易可以节约交易成本,提升交易效率,但另一方面可能损害从属公司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公司法》修订应遵循堵疏结合的立法思路,对关联交易和公司集团进行系统化规范:“堵”即是建立防火墙,防止关联交易损害少数股东及债权人合法权益;“疏”即是承认公司集团行使统一管理权的合法性,鼓励公司集团做大做强,并建立公司集团内部的公平补偿机制。     

论法庭外债务重组与法庭内重整的合理衔接

为了有效落实国家优化营商环境和加快完善市场主体退出机制的政策,最高人民法院倡导构建法庭外债务重组与法庭内重整的衔接机制。基于域外发展趋势及联合国《破产法立法指南》等国际文件对困境企业拯救二元机制的规定,结合中国语境下法庭外债务重组和法庭内重整的实践情况,通过揭示法庭外债务重组无法避免的“钳制”问题和有限约束的“效力”问题,分析法庭外债务重组和法庭内重整相通规则与内在关系,明确了对二者之间进行合理衔接的背景、原因和基础。同时,对二者之间进行合理衔接还需要对衔接程序和衔接制度做出立法安排,主要包括预重整路径选择和法律地位的确定,以及衔接主体和衔接效力等制度的设计。构建法庭外债务重组与法庭内重整的合理衔接机制,不仅可以提高对困境企业拯救的司法效率,也为正在进行的中国破产法修订和完善提供参考。     

论监察职务犯罪调查人员的出庭作证义务

职务犯罪调查人员对取证行为的合法性承担出庭作证的义务,此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庭审阶段的集中体现。为贯彻证据调查的直接性原则与在场原则,职务犯罪调查人员须就取证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口头说明,并承担接受询问和质证的实质义务。作为公职人员出庭作证,职务犯罪调查人员从身份上应确立“程序证人”的基本属性。出庭作证义务的设定应从证据调查的直接性、确保真实发现及平衡“调—诉—审”三方权利义务关系等方面考量。从作证主体上,辅助职务犯罪调查的工作人员应承担出庭作证义务,同时应明确“程序证人”诉讼负担的具体限度。从审批程序上,应注重法官“通知”义务与“提请+批准”程序之间的平衡关系。从违反出庭作证义务的后果层面,应厘清不出庭和出庭作证不合法之间的差异化规制方式。     

民事诉讼独任制扩张适用的规则审视与路径探索

独任制的扩张适用有其正当性基础,是对审判组织形式独立价值重新认识的结果,也是对司法实践需求的回应。但是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独任制扩张制度的规定存在适用标准不合理、未建立有效的审判组织转换机制、当事人程序利益保护边界模糊等问题,为了真正实现繁简分流、快慢分道的司法改革效果,应当重新构建符合制度逻辑的适用标准,建立有效的审判组织双向转换机制,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但是同时也要划清当事人程序利益保护的边界,不应让审判组织的适用受制于当事人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