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物返道:《吕氏春秋》本体论诠释新探

以往对<吕氏春秋>的本体论诠释大多遵循以"道"释"物"的解析传统和演绎模式,仅对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化而裁之",而对因何悟得形上之道则未予关注.形上之道并非来自天启,而是<吕氏春秋>编撰者们从现实境遇出发,通过"识物"、"治性"和"治国"三个环节逐步向上追寻,最终悟得其形上之"道"的.它不但可成为<吕氏春秋>本体论诠释的另一种进路,对其他道家著作之道论亦可作如是观.     

新中国红学研究六十年

通过对新中国六十年红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可以发现社会历史批评派、索隐派、考证派等诸种学派的学术特征以及"泛文化"倾向在红学中的表现,在指认上述批评范式不同程度遮蔽了<红楼梦>审美视线因而其诠释维度有限的同时,也应当肯定它们在红学发展史上曾起过的作用,由此可以对红学的突破契机、发展前景进行期待性的展望.     

《伊斯兰教法:经典传统与现代诠释》出版

正陕西师范大学哈宝玉教授著的《伊斯兰教法:经典传统与现代诠释》一书,2011年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语三大部分,在占有大量阿拉伯文、英文和中文文献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借鉴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以宗教学研究方法为主,历史学、法学和政治学等相关研究方法为辅,系统地论述了伊斯兰教法的起源、发展和演变,重点探讨了属广义法律范畴的宗教义务和伊斯兰教民法、刑法、和平与战争     

晚清词学史上的柳永翻案之论——郑文焯论柳词平议

在千年词学史上,柳永是受到非议最多的词人.然而在晚清,四大家之一的郑文焯对柳永词予以高度关注,并给予很高评价,以此突出柳永在词史上的地位.郑文焯对柳永的推扬主要在三个方面:第一,骨气神韵寄托;第二,章法语言;第三,以柳比周,指出柳乃周之源.郑文焯推扬柳永首先是对词坛现实所存弊端的拨正,推举柳永是为了纠正学习梦窗词而产生的新的偏颇,意欲以空灵救晦涩;其次是郑文焯不立宗派转益多师词学主张的具体实践,郑文焯摒弃了以往乃至当代词学流派出于流派理念的狭隘的选择性;再次,郑文焯与柳永经历相似,情感相通,感同身受.郑文焯为柳永翻案之论,是晚清词学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它引发人们对柳永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对现代词史的研究也有重要的启迪借鉴意义.     

“真理”与“方法”——论卢梭的思想图景与书写方式

不同的书写方式与诠释方式产生了思想的不同面向。应当根据具体文脉而非外在要素来检审卢梭思想的诠释方式,实现诠释与卢梭思想自我理解的同一。卢梭思想揭示了人类的政治与哲学的生存处境,并对这种生存处境提供了回应方案,形成了一个思想整体。政治哲人卢梭的隐微与显白书写彰显了卢梭思想的内在张力。对卢梭书写方式的阐发将有助于为卢梭思想的诠释提供恰当的路径。     

赫鲁晓夫说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吗?——与周尚文、有林等先生商榷

赫鲁晓夫阐述的共产主义,既有经济、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伟大目标,也有分阶段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时间表.周尚文、有林等先生认为,赫鲁晓夫鼓吹的共产主义是“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此说不仅曲解了赫鲁晓夫相关话语的原意,而且把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观庸俗化、简单化了.     

西方诠释学的东渐及其效应——洪汉鼎先生访谈(下)

黄小洲:据您的了解,您认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的传播最早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请问当时是什么样的情况? 洪汉鼎:我们最早接触诠释学的就是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的《哲学泽丛》,早在1960和1970年代,它就发表了一些从苏联翻译的哲学论文,其中讲到了诠释学.广州大学有一位青年学者作了考证:在《哲学译丛》 1963年第9期刊登了由水羊木先生翻译的德国学者O.贝克尔所写的《艺术审美尺度的超验问题质疑:H.-G.卡达穆尔〈真实性和方法·哲学诠释学纲要〉》一文(卡达穆尔即伽达默尔),这应该是中国当代最早介绍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文章.注意啊,这是在1963年,也就是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出版后才三年,我们就有介绍了.此后,在1970年代,《哲学译丛》陆续发表了一些翻译过来的苏联学者的文章,其中提到了解释学和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所以说,引入解释学的年代可以上溯到1960年代.     

传统乡村地权市场的重新审视——《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评介

<正>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地权形态的发育及其交易形式的多样化,使土地流转趋向活跃,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优化配置。当前,"三农"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更深层面的学理探求和历史追索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众多学科和学者纷纷关注传统乡村地权,将其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重新审视。不过,学界对传统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和地权交易的研究多集中于民国时期和前近代社会。近些年的研究主要针对当前我国农地制度的弊端,多集中于提出各种农地制度理论模式的预设。至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流转和交易问题的研究却尚未有专门的探讨。令人欣喜的是,湖北社会科学院张静新著《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独辟蹊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上古汉语“从”的虚化及发展

"从"在上古汉语中是一个动介兼类词,其介词用法是从动词用法虚化发展而来的.由于时间的一维性特点,使得处在 V1+ N1+ V2+ N2连动句中 V1位置的"从"重新分析为表动作指向和空间经过的介词,由空间经过的介词又可引出始发、处所义;由空间的始发可以隐喻投射为表时间的起点.     

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及其当代意义

诠释学史家们通常忽略了马克思在诠释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其实,马克思不仅以自己的方式先于海德格尔完成了诠释学的本体论转折,而且克服了传统的诠释学所持的抽象的理论态度,真正地揭示出人的诠释活动得以展开的现实的权力磁场.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奠基于实践诠释学,只要我们考察的是人的真实的实践活动,就会发现,这一活动通常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权力和话语的互动关系中展开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决定了实践诠释学的本质是权力诠释学.人们不是任意地、随心所欲地进入自己的理解和解释过程的,而是在统治阶级的、无所不在的权力的阴影下进入这一过程的.在马克思看来,统治者不仅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而进行统治,而且以自己的方式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这就为我们批判地解读不同历史时代的文本的秘密提供了一把钥匙.同时也启示我们,在革命过程中,夺取政治权力和文化一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的研究表明,马克思的权力诠释学以直接的或间接的方式赋予当代思想界以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