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许霆案中的法律解释问题

为探究作为典型疑难案例许霆案的产生原因,详细分析了许霆盗窃罪定性和量刑变化的法官解释。分析认为:混乱的法律解释体制是许霆案所隐含的诸多司法制度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诸如许霆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违背受害人意志、是否具有秘密性以及可否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量刑处罚等问题,都对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产生了较大的质疑和冲击。许霆案的司法实践表明,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已经面临着必须重构的历史课题。     

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基础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的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的下位权能。合宪性与合法性、法的发展、人权保障以及现代刑事诉讼原理是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量刑建议权的本体价值是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目的价值是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     

论品格证据的运用与排除

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下,品格证据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介绍英美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探析品格证据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关于量刑基准的几个基本问题

通过探讨量刑基准研究的必要性、概念、法律特征,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以及量刑基准的确立等基本问题,提出量刑基准只能合理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反对将量刑问题精确化,使得法官沦为呆滞的法律机器.     

关于三角刑法修正案的展望

在刑事法治之下,刑法修正是通过对刑法典原有罪刑规范的增减而直接更新其条文的立法活动.三角刑法修正案中的犯罪、刑罚与量刑三种不同要素以及它们之闻的互动,不仅构成了刑法修正案的内容,而且支持了刑法修正案的制定,并保障了刑法修正案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鉴于我国刑法修正案中长期以来只重视"犯罪"一角的修正,而忽略"刑罚"和"量刑"之角的结构性偏失与功能性障碍,三角刑法修正案应成为我国未来刑法修正中的模式选择.     

论亲隐制度作为量刑情节的合理性

"亲亲相隐"是我国古代刑事立法的重要观念,不管在我国近代刑事法律中,还是在西方的古代和现代法律中,都有肯定亲属之间相互容隐的规定."亲亲相隐"制度这一符合人性基础,符合大多数公众的道德价值观若能为我国目前刑法的量刑理论所接受,刑法对人的关怀就将又上一个台阶,因此,应当肯定亲隐制度作为量刑情节适用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再行探讨容隐权的设立、亲属的范围等相关问题.     

我国刑事诉讼量刑规范化问题研究

量刑规范化改革是我国刑事审判改革的重要内容。量刑规范化要求在量刑方法上采取"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量刑步骤上实行"量刑起点——基准刑——宣告刑"的方式,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正确处理量刑程序中的定罪与量刑、公正与效率的关系。     

规范定位下量刑建议的运行机理及其完善

量刑建议是公诉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法院量刑裁判的事实依据和重要参考.量刑建议本身并不具有启动法院量刑裁判程序、界定法院量刑裁判范围的效力.但是,量刑建议通过量刑信息供给的正向引导和反向的量刑纠偏作用仍然能够规范和约束法院的量刑裁判权.引入量刑建议后,检察机关需要转变“重定罪、轻量刑”的传统公诉意识,坚持检察官的客观公正,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以提供客观全面的量刑信息;同时,做好量刑建议与判决书说理和量刑抗诉制度的有效衔接,最大限度地发挥量刑建议的效用.     

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与量刑

近些年来,有关新型毒品犯罪的量刑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原因在于新刑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最高司法机关发布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一些地方出台了司法指导性文件对新型毒品犯罪定罪量刑尤其是量刑的数量标准进行规范。新型毒品犯罪的定罪与量刑从刑法角度看应当说没有可争议之处,关键是司法适用中如何进行解释,对此,当前方兴未艾的法律适用方法研究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