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检察机关运用量刑建议权的现状分析与完善建议

在我国不断加快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程中,作为检察机关公诉权重要权能之一的量刑建议权日益成为理论界与实务界关注的焦点,也备受公众瞩目.检察机关行使量刑建议权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是因为没有在立法上明确,不同地区和层级在进行量刑建议时,大都从各自对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理解出发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索,形成了操作上的不统一、不规范,运行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如何充分发挥量刑建议的作用,使量刑更加规范、公开和公正,是当前刑事司法改革中需要深入探索的一环.     

量刑畸轻的理性检讨——以自首对职务犯罪量刑的影响为例

与普通刑事案件相比,职务犯罪案件中量刑偏轻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具备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自首对刑种的选择、刑度的确定、缓刑和免刑的适用产生较大的影响,成为导致对职务犯罪量刑畸轻的重要因素。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的量刑制度不完善、量刑规则缺位、量刑理念偏差及案外因素影响。为解决这个问题,应从完善制度、平衡司法、更新观念、限制案外因素影响四个方面加以应对。     

宽严相济视野下的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

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既是法官的特有权力,也是法律实现过程中的必然现象.而其本身,又恰似一把双刃剑,游离于正义与非正义之间.在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指导下,我们一方面应注意发挥法官的量刑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应对法官量刑自由裁量权进行必要的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     

论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内涵应当包含“评价要素”,对于特定事实,证明责任承担者所举证据仅需要达到说服法官相信事实可能成立之程度。分配证明责任应当遵循证据所持、证据距离与诉讼效率等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未将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区别对待,对公诉机关和法院的证明责任规定也不尽合理,更未规定证明责任转移规则。为最大程度实现量刑公正,应尝试对我国量刑事实的证明责任进行体系性完善,合理规定控方、被告人与被害人的证明责任,对立功、认罪认罚等量刑事实创设证明责任转移规则。     

许霆案中的法律解释问题

为探究作为典型疑难案例许霆案的产生原因,详细分析了许霆盗窃罪定性和量刑变化的法官解释。分析认为:混乱的法律解释体制是许霆案所隐含的诸多司法制度弊端产生的深层原因,诸如许霆行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是否违背受害人意志、是否具有秘密性以及可否适用刑法第63条第2款量刑处罚等问题,都对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产生了较大的质疑和冲击。许霆案的司法实践表明,中国现行的法律解释体制已经面临着必须重构的历史课题。     

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与价值基础

量刑建议权是一种基于刑罚请求权的司法请求权,是公诉权的下位权能。合宪性与合法性、法的发展、人权保障以及现代刑事诉讼原理是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量刑建议权的本体价值是实现刑事诉讼价值目标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目的价值是追求诉讼经济与司法效率。     

论品格证据的运用与排除

在英美法系陪审团制度下,品格证据作为一项重要的证据规则,在指导司法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章旨在介绍英美证据法中关于品格证据相关规则的基础上,探析品格证据目前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及相关法律规定,从而结合我国刑事司法的特点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关于量刑基准的几个基本问题

通过探讨量刑基准研究的必要性、概念、法律特征,与相关概念的关系以及量刑基准的确立等基本问题,提出量刑基准只能合理地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反对将量刑问题精确化,使得法官沦为呆滞的法律机器.     

关于三角刑法修正案的展望

在刑事法治之下,刑法修正是通过对刑法典原有罪刑规范的增减而直接更新其条文的立法活动.三角刑法修正案中的犯罪、刑罚与量刑三种不同要素以及它们之闻的互动,不仅构成了刑法修正案的内容,而且支持了刑法修正案的制定,并保障了刑法修正案的合法性与有效性.鉴于我国刑法修正案中长期以来只重视"犯罪"一角的修正,而忽略"刑罚"和"量刑"之角的结构性偏失与功能性障碍,三角刑法修正案应成为我国未来刑法修正中的模式选择.     

推动实现司法改革目标的一个技术性手段——电脑量刑

电脑量刑使法院和法官能更有力地抵制外界的影响,加强了法院独立和法官独立;电脑量刑限制但并未否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法官仍保持其理性独立和意志独立.电脑量刑过程的公开性和控辩双方的参与性,体现了程序公正;电脑量刑标准统一,纠正了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的现象,有助于实体公正.电脑量刑法官审案受外界干挠减少,上诉率和抗诉率降低,从而提高了审判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