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护理保险的理论界定、模式选择和法律建构

我国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对长期护理的需求呈现持续增加态势。长期护理保险法制的缺位不仅妨碍这一社会性风险的分担,也造成了实践探索的诸多限制。长期护理保险的法律建构应以其理论基础的明确为前提,在诸多争论中逐步确认以保障被保险人的生存权为核心的社会保险选择。同时,基于现有制度与实践模式的比较,我国长期护理保险应致力于逐步建构独立的社保险种并单独立法的模式,实现参保主体、运行机制和主体权责等的单独勾画,以完成长期护理风险治理的法治化目标。费用征缴的法律关系和待遇给付的法律关系是长期护理保险的基础法律关系,而各方主体权利义务的配置应以被保险人权利的实现为出发点和归宿,形成以被保险人权利保障为重心的公私法属性兼备的法律关系结构。     

可再生能源竞争性并网发电决策研究

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投资决策不仅受到技术、成本、政策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相同和不同可再生能源电力技术间的竞争关系将对决策施加重要影响。针对两种不同可再生能源电力技术,构建投资时机选择期权博弈模型并分析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投资决策特征。结果表明,电网对两种可再生能源电力的收购歧视度将决定可再生能源双寡头企业在投资时机选择博弈中的均衡类型。一定参数条件下,电网收购歧视度呈由小到大变化时,博弈所产生的均衡类型相应地表现为同时投资均衡、占先均衡和顺序投资均衡。     

基于博弈论视角的电商价格战分析

电子商务正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基于博弈论视角进行分析,认为2012年8月15日京东商城与苏宁易购、国美商城之间价格战爆发的内部原因是由于企业间的竞争活动本身具有降价倾向;而外部原因则包括电子商务还处在产业生命周期中的成长阶段,消费者转移成本低,供应链的控制权掌握在渠道商手中,电子商务的价格搜寻成本低,以及市场先入者与市场后进者对市场份额的争夺等多方面因素。电商价格战对整个供应链的各个环节都具有一定的危害,无论是基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角度,还是企业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电子商务的价格竞争均急需规范。     

现代化视野下的非均衡经济发展

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国情下,中央政府走出了均衡发展经济的误区,以非均衡经济战略贯穿中国现代化历程,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最终实现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目标,并以此建构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成渝地区人口均衡发展的水平测度、耦合协调与时空演变

当下区域人口发展面临的失衡风险之大、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长此以往将对民族复兴和国家永续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把握人口发展趋势和规律,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已然成为破解少子老龄化、城乡统筹、区域协调瓶颈的战略选择。于是,依据2000年、2010年、2020年成渝地区16个城市单元的数据,运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实证分析了区域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综合水平,并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了人口均衡发展内外系统的耦合协调状况。结果表明：第一,成渝地区人口内外系统的耦合发展状况尚可,但均衡发展综合水平、内外系统协调性相对欠佳;第二,时序变化上,综合水平、耦合协调度由低到高,整体趋势向好;第三,空间格局上存在一定的地区异质性,“双核独大”“节点崛起”与“中部塌陷”并存;第四,内部系统发展滞后逐渐成为制约区域人口均衡发展的主因。这意味着,要想真正实现区域人口均衡发展,一方面要从夯实内部根基入手,推动生育友好型社会建设,还要着力提升劳动力质量,协调好城城、城乡之间的关系,以动态保持人口总量的势能优势,持续释放质量型人口红利,不断优化人口分布格局;另一方面,要尽力解除外部系统束缚,包括大力发展幼托服务、提升城市发展...     

和谐社会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冲突及其均衡结构

以利益原则为基础的功利主义倾向是当前政府实践决策的主要选择,这种决策模式不能解决建构和谐社会中公共政策的价值冲突问题。如何更好地坚持和谐本位原则,寻求公共政策价值冲突的均衡,构造和谐的公共政策价值结构,是建构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笔者试图通过求解公共政策价值冲突的“均衡解”,探求建构和谐社会中公共政策价值冲突的解决办法。     

不完全竞争环境下不对称企业技术创新战略投资

研究了在不完全竞争环境下,投资成本差异和创新成功所需时间对企业的技术创新战略投资决策的影响,给出了抢先均衡、序贯均衡、同时均衡出现的条件,指出创新成功所需时间和投资成本差异是影响均衡类型的主要原因.在抢先均衡和序贯均衡中,分析了投资成本差异和创新成功所需时间对企业平均投资时间间隔的影响,得到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并给出了经济解释.     

家族为何意欲放手?——制度环境感知、政治地位与中国家族企业主的传承意愿

重视保持管理控制,跨代传递企业领导权是家族企业的根本特征。而2011年发布的《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显示,不计划将领导权交给子女的企业主比例超过了计划让子女接班的企业主比例。对上述现象,由于现有研究局限于关注企业内部因素对代际传承的影响,忽略了外部制度环境的潜在作用,不足以给出深刻剖析。文章首次将外部制度环境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研究联系起来,提出企业家对制度环境的不利感知会削弱他们的传承意愿,进而降低企业经营的长期导向,而占据有利的政治地位可以抵御不利制度环境感知的影响。研究采用第九次私营企业调查数据检验了上述理论命题,结果完全支持假设,揭示出制度环境与家族持续经营意愿的内在逻辑,以及企业家寻求政治地位的重要动因。     

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的关系研究

经济人是理性的,在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会想方设法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在现有金融工具的条件下,要获得最大利益,金融创新是最优的选择。先有经济现象,才有建立规则和制度,科学地识别、评估和计量金融创新风险是金融监管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确定风险的分布,才能采取措施规避风险。随着时间的推移,监管者会越来越迁就被监管者的利益而不是保护所谓的公共利益,建立一种有效的金融监管体制有助于建立完善的金融市场,帮助金融机构在金融创新中不盲目逐利,从而稳定金融市场,是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未来发展的主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