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功能开发效应与长江经济发展

一、浦东五大功能效应得到应有的发挥浦东开发从形态开发实现功能开发,将会对长江流域及上海的经济起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对全国的经济影响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浦东作为流域经济的“发展极”或“增长点”的能级水平偏低,引导和带动整个流域发展的能量偏小。要改变这种状况,必须使浦东五大功能效应得到应有的发挥:●市场的集散中心功能。浦东要在国内外经济活动中有效地寮现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和信息流的集聚扩散,成为资金循环和吞吐调度中心、大宗商品的交易中心及进出口货物的中转枢纽。浦东要为长江各省市的产品在国内外的销售提供场所、机会和服务;要为各地经济发展的资金提供方便、融     

南朝长江流域的宫观碑记与道教造像——南朝十三通宫观碑记的梳理与讨论

长江流域是南北朝时期道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但宫观造像方面却遗存难考、史料不足。从现有考古成果和文献看,目前只能收集到十三通南朝宫观碑记。这些碑记记载了宫观中的神祗与造像,同时也涉及到一些宫观造像的形制材料。这些材料反映出当时道教造像的存在形态,即：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已经出现了道教神仙的供奉仪式,但南朝宫观中普遍不设置神像。     

长江流域渔民退捕意愿与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关系研究——基于鄱阳湖区的调研数据

长江流域禁捕是我国资源生态保护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工程，是保护长江母亲河并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举措。通过对鄱阳湖区渔民退捕意愿和可持续生计资本的实地调研，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得出渔民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渔民退捕意愿有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本、金融资本对退捕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的结论。建议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加大创业扶持、加强技能培训、开发公益岗位来提升渔民退捕后的可持续生计能力，确保长江大保护政策的有效实施。     

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

文章以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推行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7—2021年长江流域重点断面水环境质量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检验了长江流域“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应，并讨论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研究发现：(1)短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可以显著降低长江流域COD和NH₃-N含量，COD的改善程度优于NH3-N，水质有所提升，长期内“政区单元”河长制政策的环境保护效应逐渐减弱，不具有可持续性；(2)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的政策效果具有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经济水平较高的中、下游地区政策效果优于经济水平较低的上游地区；(3)省际边界污染检验结果表明，“政区单元”河长制下，长江流域省界地区存在“以邻为壑”的行为，长期来看“政区单元”河长制并未明显改善整体水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个中共中央长江局的组织沿革考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中央为强化长江流域组织领导工作，于1927年、1930年先后在武汉设立长江局。作为中共中央派出机构，两个长江局历时短暂，其工作重心、职权范围、组织架构、历史地位不同，但均对长江流域中共革命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们的设立与裁撤，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不同阶段的革命路线与组织策略，以及中共中央派出机构的组织特征与内在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