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施行政问责制的背景及其成效探析

行政问责制是构建责任政府的重要制度载体,它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艰巨的社会实践课题.构建以行政首长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制,既是中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也是顺应世界行政改革趋势的必然选择.近五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行政问责建制方面不断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为进一步推进行政问责制的深入研究与广泛实践打下了基础.     

政府责任管理探讨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政府直接或间接承担的责任在种类上时有调整，在数量上不断增多，影响力日益提高。因此，如何改革政府的责任机制，进行有效责任管理，提高政府官员的责任心和履行责任的能力，成为各国政府改革关注的重点。就实际情况而言，要建立一个制度化、程序化的责任管理模式，仍存在着很大的难度。本文将在阐明责任管理基本内涵的基础上，通过对官员问责制的论述，分析国内责任问题现状，从其现行障碍、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阐述。     

"三三问责制":责任政府的实现途径

政府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的含义:执行政策,执行上级指示和遵守相关法律、规章制度及角色要求,管理社会.实现政府责任的途径就是切实可行的问责制.问责主体也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决策者;二是上级和专门监察机关;三是社会及代议机构、中介组织和公共媒体等.因此,可以把这种问责制称为"三三问责制".决策者和社会主要从自己的利益或政策意图出发判断政府责任,即从政府组织行为的结果上来问责,而组织内的问责主要根据组织过程来问责.无论哪一种政府责任的实现都必须以相应的体制保障为前提.     

公共领导学在中国:学科归属和发展要略

<正>公共领导学在中国的孕育和兴起只有十几年时间。在一门学科的初创阶段,学术界要做的事情很多,其中的基础性工作是通过对各种元问题的研究,在如何推进该学科走上发展快车道这个问题上形成基本的共识。本文将在梳理公共领导学产生历程的基础上,重点论析公共领导学与领导科学、公共管理学的关系,提出公共领导学在最近一个时期的发展要略。一、公共领导学在中国的产生历程学科发展史表明,新学科通常生成于社会需求与科     

现代化进程中领导干部问责制的反思——以社会理论中的现代性诊断范式为视角

当代中国的领导干部问责制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形态被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性的烙印,也必然存在着因现代性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社会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范式主要有四种,即理性主义范式、历史主义范式、后现代主义范式和风险社会范式。这些范式的理论视角虽各有不同,但是对于领导干部问责制的现存问题和发展方向、对于反思问责制给领导干部个人带来的影响及问责制面临的挑战等问题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试论问责制的核心理念及其与反腐倡廉的契合性

问责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无疑是当前反腐倡廉的利器。问责制的制度性与多元性的核心理念与反腐倡廉具有内在的契合性。结合我国当前公共治理中的问责状况,我们亟需改变党政内部单一主体的问责局面,形成制度保障的多元问责网络,以问责制度作为反腐倡廉的后盾,以多元问责拓展反腐倡廉的局面。     

从香港问责制看我国责任政府的构建

我国对于责任型政府的构建一直都很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在责任政府建设推进过程中并不理想。香港在政治建设尤其是政府改革上有诸多成就,这是值得学习借鉴的。本文主要通过对香港问责制度的介绍以及对其影响分析,得出问责制度与责任政府构建之间的关系,以期能够为政府建设提出具有现实意义的建议。     

我国高等学校实施问责制的可行性分析

从外部实施条件和内部实施基础上对高校实施问责制进行分析,指明目前我国高校管理中存在着权责不对等、私权得不到保护等情况.实施问责制不但可行,而且必行.     

香港特区政府的问责制改革

香港特区政府于2002年7月开始实行主要官员问责制改革。这项旨在适应社会和市民对政府的问责性要求和提高政府能力的改革措施的推行,构建了一种在非责任政府体制下的行政责任追究制度。“问责制”实施两年来,虽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改革的路向是正确的。它在香港政治发展的历史上首次彰明,政府及其主要官员要以民意为依归,要向民意负责。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多维困境及其路径选择

我国行政问责肇始于“非典”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在两年来的制度化进程中,面临诸多困境,主要表现是:问责主体缺乏法定明确性;问责客体限于政府系统;问责内容缺乏法律规范,问责标准弹性过大;问责程序可操作性不强;问责的法律体系尚存缺陷;转型中的行政生态环境还不能有力地促进问责制的推行。完善行政问责制的路径选择是:确立以权力机关为主导、多方有序参与的问责主体架构;规范问责客体的范围,科学、合理、公正地界定责任人;界定问责内容,实现问责标准法定化;完善问责程序,增强可操作性;健全法律体系,克服制度缺陷;革新行政环境,再造责任型行政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