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雪芹生年与生父问题再检讨

通过查阅与曹寅、曹雪芹同时代的可信史料,包括7种有关曹雪芹身世的资料,22件有关曹寅近支家族的官方资料,以及23件曹寅诗词、友人诗文及其他私家资料,探讨其中一些疑点,排除曹天佑为曹寅后人之可能.由《四松堂集》所记“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依据上述史料对比、分析与讨论曹寅曾有的儿子,知其晚年只有曾难和珍儿两子,珍儿殇后留下一子(生于康熙辛卯十月,即1711年11月),应即曹雪芹.     

陈冯富珍曾担任的三个职务

今年7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会见陈冯富珍时，还曾“面授机宜”怎样当个好“说客”。“她也经常提醒我，不要经常摆出‘铁娘子’形象，要有比较温柔的一面。”回忆起与吴仪的见面，陈冯富珍说，“她说，能够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代表，在竞选中其实是有优势的。”     

我与导师二三事

说起我的导师王庆珍教授,总会使我不由地想到几件小事。说说最近的吧!前段时间我作为学校代表到上海参加展会,回程与王老师和其他几位老师同行,在机场闲逛的时候,我们走进了一家卖床上用品的店铺,王老师灵感一现:买回去,可以做一个玫瑰色的梦……足以见得艺术已经成为王老师生活的一种习惯。     

入唐僧圆珍： 日本天台宗寺门派之祖

圆珍是日本天台宗第五代座主。关于圆珍的入唐理由,学界存在各种说法,既有教团对立说,亦有刺激说,还有教学疑问消除说。以上诸说都存在各自的问题,即使是最有说服力的教学疑问消除说,由于圆珍的求法行历中有益于消除疑问的密教受学活动时间只是其在唐总滞留时间的五分之一,因此也不能断定教学疑问消除说是正确的。圆珍在入唐前似已掌握中国佛教的状况,在不同地点实现不同的求法目的,即在天台山,是止观业的修行和遗迹巡礼;在长安的诸寺院,是遮那业的修行。圆珍返回日本后于日本贞观十年（868）六月成为天台座主,其后通过唐商人仍继续与中国僧人保持交流。     

授吾以“渔”

成为王庆珍老师的研究生,是我感到特别幸福的事情。还记得每每当我们到办公室向王老师汇报学习计划,探讨学习进程的时候,她的第一句话一定会是:喝茶还是咖啡?随着惬意的气氛蔓延开来的是老师事无巨细的讲解和大家轻松活跃的讨论,每次我们都带着收获和美滋滋的味道离开。     

王韬撰文《遐迩贯珍》考——兼议王韬报业活动之起点

1854年7、8月间《遐迩贯珍》刊载的《瀛海笔记》和《瀛海再笔》,是目前所见王韬发表最早的两篇报刊文章。但是,由于同一时期王韬近代报刊意识缺乏等一些具体原因,王韬为《遐迩贯珍》撰稿之举,尚不能成为认定他从事报业活动起点之标志。该起点从1870年代初王韬兼任《香港近事编录》编辑算起较为合适。更明确之标志,当非王韬于1874年受聘出任《循环日报》正主笔一事莫属。     

作为“礼经之羽翼”的《大戴礼记》源流综述

文中考述《大戴礼记》传本源流,兼论各本优劣异同,主要发现：卢辩注《大戴礼记》虽然只有八卷二十四篇,但它对于后人校读、研习《大戴礼记》大有裨益,从此改变了《大戴礼记》无人问津的处境;历来注释《大戴礼记》的各家学者,王聘珍的《大戴礼记解诂》可谓优秀代表。清人的研究只是停留在笺注阶段,并没有进一步的综合研究。     

试析民国时期《大乘掌珍论》二量之争

民国时期,围绕《大乘掌珍论》中观论证,既有南京支那内学院王恩洋与吕澂的讨论,又有武昌佛学院与南京支那内学院之争,讨论核心为佛学论证规则,即佛学论证以因明规则还是以佛理为标准。解决清辩中观论证之争,一方面须正确把握因明特征,另一方面以三支论式展开佛学论证必须遵循因明规则。     

《遐迩贯珍·布告篇》传播的广告营销新理念

通过采用历史文献分析和数据分析等方法,并运用现代广告营销理论,对<遐迩贯珍>这一鸦片战争后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刊发的广告专栏"布告篇"所传播的广告营销理念进行探析.认为<遐迩贯珍·布告篇>创中国中文报刊刊登商业广告之先河,既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征,又彰显了其独特的广告编排特征和广告营销理念.     

《筱园诗话》象喻式表达的新变及意义

象喻式表达虽然是传统文艺理论、批评话语的鲜明特征,但在大多数诗话中只是偶尔涉及,显得零散.朱庭珍《筱园诗话》对这种言说方式的运用不仅呈现出系统性的特点,而且大多具有深切著明的效果,强化了朱氏诗学话语的趣味性和批评效力,极具示范意义.此外,它还对一些旧有譬喻进行了精辟的阐发,提供了新颖的诗歌观照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象喻性言说的发展.上述现象的形成不仅与指示初学有关,更取决于历史情境的影响.考察诗话中的意象类型及其阐释功能,进而从知识史和思想史的角度发掘象喻式话语的生成过程和认知逻辑,对于实现在中国发现批评史的学术理念是有所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