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世风·政风——读蔡振翔《竹林名士与陈寅恪》

《竹林名士与陈寅恪》是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蔡振翔教授写的一本学术论文汇编。虽说是汇编,前后却也自有联系,代表着教授的学术观点,看了他的论著,结合我个人这多年来所历之世事、所思之疑虑,成此文,献给读者。《竹林名士与陈寅恪》有自序和《竹林名士交游考》《读（藏书纪事诗）》《从华文教育到华语教育》等四篇学术论文。     

杜国庠先生与陈寅恪先生——兼释陈寅恪先生诗“西天不住住南天”句

杜国庠先生担任广东学术界主要领导期间,尽可能保证陈寅恪先生的良好工作条件。他对陈寅恪先生的真诚尊重,源于他崇高的人品,深厚的人文精神,广阔的学术视野和学术良知。     

陈寅恪推崇宋代史学问题发微

陈寅恪对宋代史学大加赞誉,且极力推崇宋代繁荣的文化和自由的治学环境,但他终生并未撰写以宋代历史和文化为专题的论著,这是一个值得考索的问题。陈寅恪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得自于西方近代思想的影响,同时他在文化上又主张不忘"本民族之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着张力。因此,他欲寻求中国历史上一个既汲取外来文化又保持本民族地位之案例。然考究其诸多认识均为未经深入研究的观点和看法,多含有主观美化宋代学术政治环境及文化成就的内心向往,只是陈寅恪的个人理想和情感寄托而已。对此,我们应给予"了解之同情"。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5年,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邀请国学大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先生为导师,以指导专题研究并共同治院,又先后延聘李济、马衡、赵万里、丁文江、林志钧等著名学者为讲师以讲授专门学科。在短短四年时间里,共计招收七十余位学子,培养出五十余位在现当代国学研究领域取得相当成就的学者,其教育成绩堪称一时之"神话"。为了打造高端学术平台,承继老清华国学院的优良学统和辉煌历史,2009年11月,清华大学决定恢复成立国学研究院,建立起直属学校的跨学科研究机构。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陈寅恪的“旧巢痕”

《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学中一篇至痛至哀之文 ,而陈寅恪寄寓其中的历史之感与家国之情均由“旧巢痕”而起 ,这便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精神分析学意义上的创作“心理原型”。因而 ,对此“旧巢痕”意象加以详细审视和追究 ,似可找到陈氏之诗的根源所在。陈氏之“旧巢痕”一语 ,大致有远、近二源。其远源始于北宋著名诗人苏轼 ,其近源则见诸乃父散原先生 190 1年所作《书感》一诗。而其深层含义 ,则宜解读为那个直接生产了中国旧日世家的传统社会结构和文化制度之彻底崩溃。     

陈寅恪“胡化说”由来探析

学术界普遍认为“胡化说”是陈寅恪的独创。然而,本文通过梳理史料发现,尽管“胡化说”是陈演恪先生整个史学研究的渊源,但其由来更多地取自唐宋史家的研究成果。以陈寅恪“胡化说”的由来为切入口,对此进行论述和说明。     

打两千年中国学术最大的假——张远山《庄子奥义》编辑感言

学术是知识的累积,更是智慧之物,是站在巍巍高山,俯瞰万千河流,看那日月经天.尤其对经典的解读,更要有一种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魄,而非是埋首于故纸,于细微末节处下功夫,为考证一字之偏旁、音训动辄千言.陈寅恪讲:"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在我的理解里也大抵是这个意思.     

民国大师是如何练就的

民国是一个国力衰微的时代,但它却盛产大师.章太炎、蔡元培、陈寅恪、梁漱溟、梅兰芳、徐志摩、闻一多、张爱玲、梁启超……他们在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领域,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还有像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这样的大画家,鲁迅、沈从文、郁达夫等享誉世界的作家,也都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民国为何会出现这种百花盛开、百家争鸣文化盛景?     

陈寅恪对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关注

陈寅恪终其一生,始终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在这方面他最主要的观点是坚持知识分子的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为此他从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入手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其一贯擅长的比较方法对一系列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进行了独到的分析研究。陈寅恪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品格不仅与一定的社会历史状况有关,也与其所承继的精神资源有关。为此他十分强调家族渊源、师承关系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并认为陶渊明之所以超出“竹林七贤”,就在于他并不满足于消极避世,而是力创新自然说,为后世文人提供了据以安身立命的思想基础。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遭受深重苦难,人格受到空前屈辱,皆由于在新时代中未能解决好这一问题。所以王国维只有自杀,而除极少数人外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走向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