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事件与集体行动逻辑

本文关注危机事件冲击下所引发的集体行动 ,试图以嵌入性的角度分析这一特定情况下所形成的集体行动的共意性、阶段性和边界性 ,探讨在什么时候和为什么人们不会援用搭便车的逻辑 ,从一个侧面回答奥尔森的集体行动逻辑之问     

再组织化:一个村庄秩序重构的行动逻辑——以A村徽商会为例

乡村如何再组织起来,已然型构为乡村建设行动的重要现实课题之一。乡村的再组织化是实现乡村社会秩序重构的集体行动依托。基于组织赋权—资源集聚—自愿参与的三维行动,得以构建出“再组织化”的分析框架,型塑为乡村振兴战略在地化的治村理论逻辑。文章以A村徽商会为案例研究对象,实证发现：基于党建引领下架构了运营框架以及创建考核制度,促成组织赋权行动;通过农民技能培育与拓宽市场渠道,促成资源集聚行动;依托于多方家庭关系与故土情怀的互动合力,促成自愿参与,最终再组织化集体行动,促成了村庄治理秩序的重构,以期促成乡村全面振兴。     

自由行动者缺席与集体行动的困境 --以上海浦东新区"列车工程"为例

上海浦东新区"列车工程"的流产,暴露出了我国转型期组织之间进行集体行动时面临的困境,即组织间有资源交换的动因,却无法行动起来以促成资源流动.本文以自由行动者及其理性决策为思考的逻辑起点,指出集体行动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相关行动者的能力短缺,以致于它们不能以自由行动者的角色构建集体行动.     

政府自然资源管理介入度探析——基于集体行动角度的考察

从集体行动角度而言,不同的自然资源产权类型体现了不同规模的集体行动问题。政府作为选择性激励组织,有助于解决不同产权形式下的自然资源,在使用过程中的集体行动问题。但政府组织的介入离不开必要的前提条件,一般来说是资源的经济和生态价值关系,资源专用者的数量和集体行动问题规模,政府意愿和能力水平三层次因素。     

城中村集体行动何以可能?——基于西头新村自发合作治理的个案研究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使深圳成为全国唯一没有农村的城市,也使深圳市成为全国城中村数量最多的城市。城中村有其历史作用和价值,也暴露了一些问题,深圳市政府把城中村的改造治理提上议程。在"强政府-弱社会"的背景下,城中村的改造治理往往采取"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法。因此,很少有村民自发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发生。本文利用西头新村这一天然田野实验室,以集体行动的逻辑为视角,来探讨在无公权力和开发商参与下,自发合作治理的集体行动得以形成的机制。在"利维坦式"和市场化之外,为城中村的改造治理提供新的视角。本文认为在改造治理过程中,政府应转变改造治理的思路和更多地兼顾流动人口利益,为这些流动人口提供居住之所。     

公共部门定点扶贫的利益冲突与平衡

公共部门定点扶贫,是指由党政机关等公共部门有计划地筹集资金以及派遣专职人员进驻重点贫困村,并通过各种渠道促使该村脱贫致富的一种扶贫模式。目前,在公共部门定点扶贫实践过程中,存在着公共部门、贫困农户和地方组织三个利益方之间的利益冲突,这些冲突极大地影响到定点扶贫的绩效。应通过建立博弈主体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建立有效约束博弈主体的制度规范和构建博弈主体持续合作的信任关系等方式来平衡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冲突,以提升公共部门定点扶贫的绩效。     

从意义建构到共识达成——关于网络集体行动的一个解释模型

网络事件的发生与"事件"本身的特征有关,更与行动者对"事件"的选择性建构有关。因此,社会焦点问题并不必然引起网络集体行动,只有当某个"事件"被人们感知并赋予其特定意义时才会引发网络集聚,这需要通过意义建构将个体性矛盾转化为社会结构紧张。以此为基础,网民还要对"事件"被赋予的多重意义建构进行理性取舍和融通整合,这需要通过"我们化"来达成网络共识。一旦上述过程得以实现,网络集体行动就开始了。     

评巴泽尔的产权国家理论

巴泽尔用产权分析方法创造性地构建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模型。该理论认为：国家起源于第三方介入，其职能在于确保社会各方合作和交换的成功；国家规模取决于领土规模与人口规模，而国家范围则由国家实施的合约价值与境内总产品价值的比值来决定；国家分为法治国家与独裁国家两种类型，法治国家向独裁国家演变比较容易，但财产权、自由、民主等因素也会推动独裁国家向法治国家演进。巴泽尔的国家理论丰富了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但其个人主义的研究方法忽视了个人与组织的本质区别，他未对“权力”、“集体行动”等关键概念给予明确界定也为其理论留下了一定的逻辑缺陷。     

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根基与当代营建

复杂竞争与发展语境下,日益需要自觉营建核心价值观。传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在历史磨砺中形成、选择的"群主体性"。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社会或共同体的基本共识、共同知识、共同情感,是形成共同行动的重要基础。传统与核心价值观相互生成、相互确认。一方面,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传统现象,对所有的社会与共同体而言,传统都是营建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基础、重要资源;另一方面,不同的区域会形成、遭遇不同的传统,传统的多样性是不同社会具有不同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原因。对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具有丰富而多样的传统,同时又处于多元开放国际格局中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营建核心价值观,尤其需要把握核心价值观的重叠共识特征、文化融合趋势,通过社会结构、社会建制的合理化着力增进核心价值观的开放兼容可能。     

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

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因大规模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问题。基于国际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以农村灌溉集体行动为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经由抽离村庄领导力、破坏村民积累社会资本、削弱农民的村庄归属感，以及降低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等中介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产生综合性负面影响；但是，劳动力外流对村庄的领导力、村民间的社会资本、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以及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理论上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缓解甚至扭转。研究结论为制定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