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供给有机食品的集体行动——以H省W市8家合作社为例

学术界对社会资本如何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集体行动的研究刚刚起步。根据H省W市8家生产有机大米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半结构访谈资料,从聚集型社会资本与桥接型社会资本两个维度研究了社会资本如何促成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的集体行动,并探讨了这两个维度的社会资本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发现,内聚型社会资本有助于提升合作社的有机大米质量管控,防止了社员的搭便车行为,保障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的集体行动成功;桥接型社会资本有助于合作社及时获得有机大米种植技术信息、销售信息、销售平台,扩大有机大米的销售量,促进了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的集体行动。两种社会资本共同促进了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的集体行动,任何一种生活资本的欠缺,将影响到另外一种社会资本发挥作用,导致合作社生产有机大米的集体行动困境。     

互联网与集体行动:一个分析框架的建构

进入21世纪后,互联网和集体行动的结合产生的一种新的集体行动类型——网络集体行动日益为学者所关注,互联网在集体行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也成为了核心关注点之一。在网络集体行动中,互联网扩展了集体行动的机会结构、增加其动员潜力,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官方和官方媒体的公共舆论平台,影响着集体行动的产生与发展。同时,互联网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在扩展集体行动发生环境、降低参与组织成本、打破话语权垄断和突破地理边界限制四个方面上扩展了传统集体行动理论的前提。因此,对互联网与集体行动关系的考察需要置于一个包括参与者、互联网、集体行动、制度背景四个要素及相互作用关系组成的问题分析框架之中,研究四个要素之间不同条件下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机制,才能对两者关系有更深入理解。     

对居民社区行动场域的理论解析

将布迪厄场域理论引入社区研究,以解释我国居民社区行动的历史、现状、成长及原因。认为场域理论可突破结构主义、功利主义、建构主义、社会网络、社会资本等理论的局限,围绕行动者与环境的关系,全面地、综合地对居民社区行动进行解释。重点分析我国社区物质场域、权利场域、组织场域、文化场域的特点及变化,及其对居民社区行动的影响,不仅具有社区研究的理论建构意义,同时也具有社区研究的实践意义。     

品牌意识大爆发 集体搭便车

从表面上来看,用奥尔森的一个学术理论来概括品牌广告主的心思变化再合适不过了。2007年开始爆发大规模网络广告投放大潮的广告主们,充分演绎了“集体行动的搭便车行为”。     

低碳经济:人类善待环境公共服务的透明集体行动

低碳经济,涉及能源及其二氧化碳排放,其一端联系着可分割的私有资源,另一端是不可分割的环境公共服务。能源约束,是低碳经济的一个前提。相反,高碳排放经济是无约束的私人产品开采耗用,导致过度、累积的温室气体挤占环境公共服务而不可持续发展。低碳经济的两种路径是"斯密式间接公共产品"和"奥尔森式直接公共产品"。通过对两路径进行比较,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为基础,并且以《京都议定书》的实施为例证,分析可计量、可操作低碳经济的确定主体和路径:透明的集体行动。     

集体意向面面观

除了意向主义解释,集体意向在非意向论、发展心理学、神经科学和现象学中展现出了多幅面孔,它们对集体意向相互印证。在广泛的意义上,集体意向可被分为为四种类型:累积型集体意向、弱规范性集体意向、非规范性集体意向和静默式集体意向。集体意向是人们在生活世界中必然的心理特征。     

区域协作中制度性集体行动研究——以京津冀区域为例

区域协作是大都市区治理体系中的核心要件，也是当前国家治理现代化在区域空间层次的重要体现。为了明确区域协作机制中存在的困境和改进机会，以探索更高效顺畅的区域协作路径，文章从制度性集体行动的视角，探讨了京津冀区域协作中制度性参与者及其诉求，分析了京、津、冀政府各自的关注议题、行动成本，以及不同层级主体参与区域协作的方式，构建了区域协作的制度性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协作网络、权力介入、合作风险与交易成本等变量间的互动机理，并分析了当前区域协作中集体行动的主要困境与解决机制。研究指出：区域问题的演化是推动区域治理变革的主要根源，京津冀区域发展差异和核心城区过度聚集问题逐渐加剧，致使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政策必要性凸显。区域协作的基本变量来源于区域现实情境，根植于区域长期形成的政治、社会、经济网络，包括：现有制度系统，区域结构与所要解决的区域问题，参与区域合作的行动者诉求及其紧迫性程度，地方组织之间的自发协作互动网络等。中介变量是由基本变量衍生出的协作行动中的过程变量，包括：合作的领域、范围，参与主体构成状况，行动者动机，强制性权力的介入程度等。基本变量与中介变量共同作用于区域协作机制，并对交易成本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