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条款的法经济学分析

格式条款具有形式上的定型化、内容上的不容协商性和重复适用性的特点.它伴随规模经济、垄断市场的出现而大量产生,满足了市场交易和组织管理中的效益性需要,同时也面临背离契约自由和公平的挑战.格式条款首先是一个市场问题,首要因素应是引入市场竞争,限制市场优势的滥用,健全竞争立法.合同法对格式条款规制的出发点在于针对交涉机制上不容协商性,通过意志的法定表达程式与补救机制,强化弱势一方的意志利益;针对意思表达不对等所产生的不公平后果,避免基于意志交涉程序所滋生的实体权利义务不对等.     

遭遇协议纠纷,该怎么办？

用人单位在与劳动者协商约定劳动权利与义务时,有时会放大协议的效用,使其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或对协议条款约定不明确,劳动者＂寻出破绽＂,致使用人单位在＂对薄公堂＂时难以站稳脚跟。案例回放1解约协议不明确单位再付赔偿款叶某与一外企公司签订期限4年、税后年薪120万元的劳动合同,并出任该公司总经理。双方同时签订管理层激励奖金计划,约定激励奖金数额为叶某年薪的30%。     

“自愿放弃假期”本身就是违法

但我们应该往前追溯一下,公务员这个职务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首先,他应该是一个职业,既然是职业就应该有进有出,而不应该是一味地削尖了脑袋往里钻,虽然中国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但再有传统,也逃不过公务员职务本身就是一种职业的本质。其次,公务员的要求是什么？是服务,而且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更是应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是当好公务员的本职。如果进来的目的是为了升官发财,那这条路可能会与自己的意愿背道而驰,会让许多想要当公务员的人失望了。     

杭州旗营与浙省光复

1911年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发动起义,次日基本控制省城,只有旗营在负隅顽抗。经过浙江都督府与杭州旗营协领贵林谈判,签订了议降条款,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此后贵林并没有及时、完全地实施议降条款,他违反协定私藏军火被告发后很快被处死。浙江都督府总体上实行了对旗营、旗人的宽松政策,克服了一些地区过激的民族主义,有助于全省的光复,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中德侵权责任法一般条款比较

从一般条款的争论着手,对比中德侵权法一般条款的立法模式、所保护权益范围、侵权责任的过错和违法性要件,可知中国侵权法所设立的大小搭配的一般条款模式所保护的民事权益过于宽泛,限制了人们的自由发展,故在法律使用上应借鉴德国的模式作目的性限缩。在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上也可借鉴德国的规定。     

从企业融资的角度研究可转债定价

通过发行可转债融资是我国上市公司重要的融资途径。从可转债最后的行权结果来看,可转债融资更类似于股票的增发或配股融资,与债券融资有着本质的区别。文章从企业融资的角度,重新研究了可转债的定价,并修正了传统的最小二乘蒙特卡罗模拟方法,试图对我国的可转债给出更为合理的定价方案。     

追诉时效的例外条款：理论辨正与规则重理

“南医大杀人案”再次激活相对冷僻的追诉时效制度,《刑法》第87条第4项与第88条作为追诉时效的例外条款及其适用问题再次跃现。理论上对核准追诉与无期限追诉的法律属性认识模糊,未能共同纳入例外条款的定位。这导致法律适用相互交错,核准追诉甚至会架空无期限追诉条款,并异化为兜底条款。尽管司法解释、指导案例对例外条款的适用作了规定,但未能充分阐明应然立场与基本原则,引发适用逻辑冲突、内部功能紊乱。关于例外条款的解释学原理,不应脱离立法原意及其法律属性。从严解释的基本立场才契合罪刑法定原则,可防止例外条款异化为“一般规定”及扩大化适用深渊,但应当警惕将例外条款异化为“僵尸”条款,使其难于适用。对两个例外条款的具体适用,尚需细化规则。     

浅析“ICESCR”第2.1款“可获得最大化资源”的内涵

现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为推进人权目标的进一步实现,如何界定可获得的资源变得尤为重要,为此,国际社会各界也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在界定“可获得最大化资源”的定义时,很多人将其限定在经济领域,此种理解存在不足.虽然在实现人权的过程中金融资金和财政等资源是必不可少的,但一国所拥有的自然、教育以及公权力等资源也是推进人权目标实现所必需的,因此,对于可获得资源的多元化理解能够帮助一国更好地实现人权目标.     

从经济学与法学视角解读“开瓶费”

"开瓶费"是否可以收取是一种价值判断,而如何收取更大程度上是一种事实判断.收取"开瓶费"是餐企经营者的经营权利,但是此种权利的行使必须符合<合同法>对格式条款的规定,充分履行告知义务,否则消费者有权拒绝交纳"开瓶费".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利益拒绝”条款研究

国际投资条约中的“利益拒绝”条款的目的在于确保投资条约不被第三国投资者控制的所谓“邮箱公司”所利用.近年来该条款成为国际投资仲裁中争议较大的条款之一.该条款的适用条件具有模糊性,而其到底针对管辖权问题还是实体问题、如何具体实施该条款以及该条款的实施是否具有溯及力都具有较大的争议.对于这些争议,一方面由于不同条约的具体表述不同,因此仍需要进行个案分析,另一方面,由于相关案例尚不十分丰富,因此某些仲裁庭也不能给出十分准确解释.因此,对于该条款的研究有助于日后相关条约的立法,也有利于仲裁员正确理解该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