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我尊重心理的形成及其制约因素

青少年的自尊对其心理健康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因而倍受心理学的关注。研究指出 ,青少年自尊的形成受家庭养育方式等早期经验、青春期的成长与身体形象、个人效能感、青少年对自身能力的评价以及社会支持的影响。     

浅析当今青少年思想教育改革的问题与出路

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带来了社会价值的多元化,人们的观念不断更新,从工作、学习到娱乐,从经济、政治到文化都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变革.这一切都给正在处于认识能力低、情绪不稳定、心理与生理不成熟的青少年带来了极大的发展机遇的同时也给其带来了困惑与迷茫.而传统的思想教育显得空洞乏味,失去了对青少年的吸引力,面对现状无法担负起这时代的重任.为了使青少年思想教育回归生活,立足于普世中的价值,本文就青少年思想教育存在的现状及其出路,提出了一些浅略的见解.     

城镇青少年弱势群体感恩意识缺失问题研究

感恩意识缺失是城镇青少年弱势群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处于弱势境地的青少年极易产生各种不良的心理和情绪。致使他们感恩意识的缺失。这一问题的成因又是由体制、家庭和个人等多方面因素构成。因此，国家和社会有必要制定出行之有效的教育策略来予以应对，最终唤醒城镇青少年弱势群体的感恩意识，提高其思想道德水平，促进他们更健康地成长。     

素养：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基点

心理健康素养在推动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的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具体表现在心理健康素养可以修补我国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断层现象,从内在激发学校师生心理健康发展的内生力,从外在营造良好的心理健康教育大环境。为了充分发挥心理健康素养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基点作用,在实践过程中应注意抓住心理健康素养的关键期,适时开展心理健康素养提升项目;充分利用学校教育的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地将心理健康素养融入学校的常态化工作;以问题为导向,有针对性地选择心理健康素养的具体内容;以心理健康素养为抓手,推动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基础设施全方位提升;以师生心理健康素养为原点,辐射提升周边心理健康素养水平,营造良好心理健康教育大环境。     

网络丧文化视角下青少年负面情绪表达及意识形态隐忧

网络丧文化是折射当代青少年心态和境遇的一面镜子,其中裹挟的负面情绪是网络时代值得关切的传播症候。网络负面情绪的兴起,是阶层固化导致的生存困境和时代变迁带来的社交孤独而引发的一场亚文化实践。在媒介技术的加持下,这场亚文化实践最终演变为情绪宣泄和自我满足的生活标签与符号意义。网络负面情绪呈现出颓废、迷茫、无病呻吟与多愁善感的叙事风格特征,具有三种现实意义：从个体角度,它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的确认工具;从文化角度,它传递出对现实生活和主流文化的温柔抵抗;从经济角度,风格的实质是让受众沦为“数字劳工”,自由地、无偿地为商家提供“数字商品”并沉浸其中。作为一种网络亚文化现象,青少年负面情绪的过度传播潜藏着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的意识形态隐忧,通过外部涵化与主体自律等措施可以化解青少年网络丧文化的负面效应。     

网络时代的学校德育工作研究

网络文化对青少年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确有积极意义，但其消极影响也是必须正视的。首先，网络的隐匿性使青少年学生思想认纵，弱化了其道德观念。其次，网络的开放性对青少年学生尚未成熟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强烈的冲击。     

浅谈现代警务模式下的犯罪情报应用

为适应当前社会信息化、犯罪动态化的需要,提高公安机关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我国警方开始致力于研究和实践“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现代警务模式下的犯罪情报应用应在“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战略理念指导下从应用的主体、应用的范围以及应用的途径和方法上突破传统警务模式下的情报应用范式。     

反腐新机制：“行贿黑名单”

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联合建设部、交通部、水利部等三部门试行的“行贿人犯罪黑名单”制度，尽管并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行，但人们报之以很高的期望。     

在轻重之间求平衡——论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完善

刑事政策轻缓化符合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在轻罪刑事政策指导下,应当对收买被拐卖妇女罪依据不同的情形进行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和非监禁化的处理。收买被拐卖妇女罪属于轻罪,对该罪的修改应该在轻罪刑事政策的指导下进行,对该罪的具体情形进行细化区分,通过增加罚金刑、缓刑和法院禁止令等手段,完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     

毒品犯罪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尽管我国一直对毒品犯罪采取高压态势,但毒品犯罪数量、吸毒人数、查获毒品数量等却不降反升,毒品犯罪治理陷入了"越打越多"的困境。境外毒源地对中国渗透加剧,毒品犯罪组织的反打击能力增强,这些客观因素增加了毒品犯罪控制的难度。从刑事治理来看,存在毒品犯罪大量适用重刑、刑罚裁量过分重视涉案毒品数量、从严惩治的目标群体定位不准等问题。要有效地遏制毒品犯罪上升的趋势,需要对源头犯罪、对毒品犯罪组织中的核心成员从严,对受雇佣、受指使参加毒品犯罪的人从宽,弱化涉案毒品数量的刑法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