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

  当资本市场表现出无效率的特征时,管理者能够通过迎合投资者非理性股利需求获得现金股利溢价。然而,不同公司具有的迎合能力有差别,迎合能力较强的公司更倾向于制定满足投资者非理性需求的现金股利政策。已有研究主要围绕公司股利迎合的对象展开,发现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场投资者、大股东甚至监管政策的要求,但缺乏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探讨。因此,有必要对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基于行为公司财务理论,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3个方面研究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对不同特征的公司具有的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进行分析,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现金股利迎合能力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迎合能力不同的公司中现金股利迎合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中运用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考察不同迎合能力对公司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和支付水平的差异化影响,并采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现金股利迎合能力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自由现金流、资产流动性和生命周期阶段影响公司现金股利迎合能力,自由现金流充裕、资产流动性高和成熟型的公司中现金股利溢价对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更强烈,这些公司更有能力迎合投资者非理性需求。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司实施现金股利迎合的同时也会进行应计项目的盈余管理,迎合能力强的公司更倾向于运用盈余管理配合现金股利迎合维持股票价格。         研究结果丰富和拓展了已有的公司迎合理论,有助于深入理解行为公司财务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同时,研究结果对于完善中国资本市场监管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有关部门应当制定更为科学有效的现金股利监管政策,并引导和规范市场投资者行为,促进资本市场效率的提升。     

“一劳永逸”还是“饮鸩止渴”——基于上市公司高送转的研究

  与国外公司注重现金分红不同,基于数字游戏的高送转乱象长期充斥着中国资本市场。由于高送转往往伴随着股价大幅上涨,而股价的暴涨、暴跌严重影响资本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特别是暴跌带来的股价崩盘风险更是给投资者财富带来巨大冲击和破坏。因此,从股价崩盘风险角度探究高送转乱象可能对资本市场运作效率产生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基于行为金融理论框架下的迎合理论,研究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与未来股价崩盘风险之间的关系,并探讨分析师关注起到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公司基本面、外部市场态势和投资者注意力等因素对上述关系的影响。以2006年至2015年沪深股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Stata软件以及独立样本t检验和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Heckman两阶段法缓解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不仅没有降低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反而显著增加了股价在未来发生暴跌的可能。基于行为金融学分析框架,认为产生这一现象背后的机理是管理层迎合投资者非理性偏好行为的存在。在此基础上,分析师关注能够显著缓解这一关系。当公司的估值风险高、送转能力差以及市场处于牛市、投资者注意力较高时,高送转对未来股价崩盘的诱发效应更为明显,说明较差的公司基本面和较热的市场环境对高送转的未来崩盘效应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对比研究发现,普通送转并没有诱发公司未来股价崩盘的可能,这也从侧面印证了高送转带来的未来股价崩盘效应。         研究结果表明高送转行情虽然可以短暂刺激股价上涨,但它绝不是拉升股价的良药,上市公司采用高送转提升股价并非“一劳永逸”,而是“饮鸩止渴”。研究结果对于全面认识高送转在资本市场的作用以及为监管机构加强对高送转的监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经验证据,对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而言均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中国的思维模式与形成的非理性

从西方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本原是数,到后来的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奠定西方现代哲学的基础,到而后的黑格尔,康德就更不用说,把理念,绝对精神发挥到了极至。从而,西方形成了与中国的万物同构说引起的“非理性思维”。这种非理性思维与西方的理性思维最终形成的是哲学意义上的“主客同一”和“主客二分”。而这种思维方式影响了中国的各个方面。而两者所形成的思维路径是:求同思维和求异思维。     

新书推荐

正《新金融秩序》[美]罗伯特·席勒著中信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作者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他既是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也是金融畅销书《非理性繁荣》的作者,本书可以说是席勒毕生研究的成果,针对金融业、融资市场、保险业、税收、社会福利和国家合作提出金融和经济风险的6大理念。如果说,作者在《非理性繁荣》中阐述的是一个夸大了的非理性繁荣市场是如何形成的,那在本书中,作者则是针对非理性繁荣和金融风险,提     

民族主义、现代化与国家——中国现代化道路的诠释与反思

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选择与民族主义息息相关.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民族主义激发而成为国家的变革目标,毛泽东时代的现代化也是民族主义促迫下的产物.这与西方以资本推动的现代化的不同路径,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解释新中国现代化中的非理性和反理性因素.而正确认识国际环境以及中国在这一体系中的位置,理性地处理民族情感,是中国现代化始终面临的重大课题.     

理性与非理性之辨：网络集群行为的产生及其演变

以南京大学小百合BBS使用者对"汉口路西延工程"的参与讨论为个案,通过对参与者的问卷调查分析及网上讨论的跟踪观察,发现发生在网络中的集群行为在初期存在着非理性的表现,并占据着讨论的主流,而理性观点则被淹没在讨论声中.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及讨论的深入,客观、理性的声音逐步增强,并与非理性开始了交锋,影响着参与者的表达.在交锋中理性逐步占据主流,并最终实现了回归,引导着参与者做深入的思考.文章最后提出时这种理性的回归的思考:这种回归是否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一个与此事件相关的事件的出现是否会再次引起讨论的高潮,又将会向什么方向演变.     

论政治认同中理性的局限及非理性的作用——以大学生政治认同为例

政治认同中存在"公地悲剧"的理性困境,政治认同中理性的局限还表现为个体理性的有限性及政治认同不具有理性规律性。在大学生政治认同领域,理性的困境与局限以及非理性因素的作用皆相当明显。将对情绪、情感,传统习惯,本能、欲求、需求等非理性因素的认识、把握运用于政治认同的养成,是提高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有效途径。     

政府产业管制的理性和非理性

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存在着被经济学家潜在察觉到、但没有专门予以研究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从有限理性约束来理解政府的产业管制行为,可以从理性和非理性融合的角度展开分析。这种分析视角认为:经验和理论在强化政府理性行为的同时会导致政府管制行为的非理性,它反映政府选择行为的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政府产业管制会引致的多种交易费用,这是一个未被经济理论分析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以抽象的数学模型刻画出的由产业管制行为所引起的交易费用,是对政府理性和非理性行为之效应的一种现实分析。     

有限理性视角下提升危机决策能力的方法

危机决策能力是政府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有限理性视角下的危机决策强调细分决策问题,避免常规问题分散决策者注意力;强调充分发挥经验、直觉和洞察力等非理性因素,当机立断,最大限度控制危机蔓延;强调从常规制度结构建设入手,解决权力划分灰色区域的问题,不断提高危机决策的能力。     

论科学发现中的非理性因素

本文探讨了科学发现过程中的非理性因素直觉、灵感,等等,它们在科学研究中往往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文章阐述了灵感思维的突发性、非逻辑性等特点,以及机遇在加速科学发现进程中所起的作用.文章指出,研究环境尤其研究单位的学风、传统和学术水平等,对于科研的进程和成败起着极大的作用,并以诺贝尔奖得主的情况作了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