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制造业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中国的制造业 ,特别在沿海地区包括江苏、苏南和南京 ,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但是 ,不能认为形成了“世界工厂” ,而尚在中途。应当发挥各地区和城市的优势 ,克服存在的种种弱点 ,选择恰当的目标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要有一系列的对策 ,处理好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引进消化与自主创新、竞争与合作、政府与市场等的关系 ,使传统制造业进化为现代制造业。这是一条漫长的道路     

论全球化时代网络文化的双重效应

全球化时代网络文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全球化为网络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推进了全球文化的转型与跃升;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的"无政府"以及"自由化"倾向,也给全球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带来伤害,因而也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更为复杂的问题和现象。     

培育南京产业群集效应 构架对世界500强招商的桥梁

文章首先解释了外商投资形成的产业群集效应和相应的政府政策，并且分析了世界500强在中国的投资情况，通过对南京电子、汽车、化工行业专家的调查，分析了南京在这些行业的竞争力、引资策略和对目前引资环境的评价与建议。     

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制度效应看分配制度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 ,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被打破 ,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呈现不断扩大的态势。本文试图从制度因素的角度来分析其对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变动产生的效应 ,并从中探索分配制度改革的新思路。     

生产率、城市规模与经济密度:对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实证研究

以Moomaw(1981b)和Ciccone等(1996)提出的模型为基础,利用1996年、2000年和2004年我国各地级市数据分析了城市生产率与城市规模、城市劳动生产率与城市经济密度的关系,结果显示城市规模和城市经济密度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各年份城市生产率对城市人口规模的弹性介于O.6%-O.73%之间,城市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密度的弹性介于1%-1.9%之间,验证了城市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但城市集聚经济效应要弱于美国的水平.     

集群化发展——我国中小企业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

近几年来 ,中小企业集群在地区乃至全球经济增长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首先对中小企业集群理论进行了简单的回顾 ,接着分析了中小企业集群的成因及集群效应 ,指出了我国中小企业集群进一步的对策     

文化距离、海外移民网络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OECD和RCEP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我国积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共建“一带一路”已成为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的合作平台,在此过程中海外移民与文化的影响作用也日益凸显。本文基于交易成本和外来者劣势理论,以海外移民网络作为调节变量阐述文化距离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机制,并利用OECD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海外移民网络的扩大减弱了文化距离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负面影响,海外移民网络会正向调节文化距离与我国OFDI的关系;海外移民网络促进OFDI的正向作用在文化距离较小、已同中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国家中更为显著;我国应主动发挥海外移民网络及华侨华人作用,团结海外移民力量,加强海外统一战线建设,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技术流动的创新效应——来自技术势差和技术相似度视角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中国1999—2018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设计技术势差和技术相似度关联权重矩阵,检验技术流动形成创新效应的存在性及其技术属性偏好。研究发现,技术流动具有显著的创新效应,存在技术势差的地区相对于技术相似的地区,技术流动的创新效应更强。技术流动的创新效应存在最优技术属性区间,当技术势差为0%—0.5%和技术相似度为86.25%—87.5%时,技术流动对关联地区的创新效应最大。不同流动方式和流动区域的创新效应迥异,技术流动也会通过研发人员再配置和提高市场化程度强化创新效应。因此,政府部门应积极搭建技术转移与交易平台,通过引导技术在地区间有效流动推动创新。     

企业—顾客价值共创过程中强制型顾客参与效应的理论框架

强制型顾客参与是指顾客为确保服务的正常交付在服务过程中以资源形式投入到服务中的程度。尽管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顾客在服务交付的过程中承担了不可或缺的职责,但现有研究并未对强制型顾客参与在价值共创中的积极效应及其作用机制展开系统分析。文章在系统梳理已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通过对强制型顾客参与进行概念界定、类型及维度归纳,同时梳理强制型顾客参与的主要驱动因素、作用结果,及强制型顾客参与实现价值共创的过程机理,构建了强制型顾客参与产生积极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对强制型顾客参与的激励机制、影响边界进行了总结,并对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     

时间之窗与时间之创——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时间效应

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累积留守时长、结束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留守时监护类型等维度分析了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长期负面影响,并具有“双重时间效应”：累积留守时间越长,对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 且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因结束留守时长的增加而回升; 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呈现“初中留守＜小学留守＜学前留守”的逆向递增特点,即学前阶段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窗口”;无论是哪个阶段,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都会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呈现“单亲监护>祖辈监护>双亲监护”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