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特的黑莓

如果细心留意，你可能会发现，很多企业老板或者高管都爱用一种手机：颜色黑黑的，外形方方正正，按键很小巧很紧凑，用时大多要两手操作，就像在玩游戏机。这就是我们常听到的黑莓（BlackBerry）智能手机。     

情势变更原则研究路径及方法的再探究

情势变更原则的概念化研究导致其内容和边界显得十分朦胧和模糊。情势变更原则所追求的是实质理性,这与民法基本条文所追求的形式理性是背道而驰的,寄希望于使用严格的民法逻辑概念和框架对其进行解释必定是徒劳的。情势变更原则的司法适用是以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原则为具体体现的,其外延和内涵都有一种不确定性;其在个案中的适用实际上是法律无法用规则来界定在某一特定环境下的不公平而需要裁判者寻找一个正义的立场,以此来平衡合同双方的利益。情势变更原则的研究应有国际的视野和中国元素;其适用前提不能运用类型化方法予以分析且不能予以立法规则化;研究的总体进路应是:在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对"情势变更事件→情势变更原则适用"这一动态过程进行体系化思考,并将每一步所要参考的因素进行总结提炼。     

高管层报酬契约构成与标准——基于问卷调查的研究

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对高管层报酬契约结构与业绩评价标准进行了问卷调查,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调查结果进行了分析。得出了研究结论:在我国目前上市公司中,高管层报酬契约存在着实行长期期权激励和没有实行长期期权激励的二元结构,具有激励高管层最大化股东财富行为选择的报酬构成是长期期权激励,而没有实行期权激励的公司中,效益报酬具有激励作用;高管层业绩考核指标包括评议性指标和定量指标,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业绩评价指标进行了因子界定。     

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创新注意力与企业创新强度

基于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的理论视角,以中国沪深两市2013-2015年间202家A股制造业上市企业606个高管团队为样本数据,考察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如何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在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与企业创新强度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即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通过影响高管团队创新注意力进而影响企业创新强度。研究揭示了高管团队权力不平等对企业创新强度影响的内在认知机制,是对现有高阶理论和注意力基础观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为企业创新实践提供了更加契合的分析框架和理论参考。     

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实证检验

作为“创新”主要力量的企业个体,怎样最大程度发挥创新活力已成为国家“创新驱动”战略成功的关键。通过对2017—2020年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粘性对企业创新投资和创新产出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并且这种正向影响在高科技和竞争类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内部控制质量正向调节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入、创新产出的关系;政府补助在高管薪酬粘性与企业创新投资关系中发挥了负向调节作用。高管薪酬粘性作为一种补偿性制度设计强调奖励或给予轻微的惩罚,对于高层管理者在创新初期失败的惩罚相对宽松,能够有效地激励高管进行创新活动,同时又受到内外部情境因素的不同影响,这为国有企业建立以创新为导向的薪酬制度提供了参考。     

论情势变更原则

1999年3月15日颁布的《合同法》虽未最终确立情势变更原则,然情势变更在经济生活中却是难以避免的。笔者试从情势变更原则的概念、适用条件、法律依据、与不可抗力及合同落空的区别及如何防止其不利影响作一系统而概要的阐述,以期对将来的立法有所裨益。     

建筑行业农民工欠薪事件频发原因剖析

农民工欠薪已成为当今我国阻碍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矛盾之一,为有效解决欠薪事件频发问题,从农民工、政府、施工单位及建设单位等四方主体因素出发,借鉴因果分析法,构建4根"大骨"与13根"小骨"结构组成的鱼骨图模型,对建筑行业农民工欠薪事件频发进行原因剖析。在传统社会环境外在因素的解决措施方法基础上,以施工变更资金支付流程为案例,提出以建设单位为核心的项目管理内在因素的建筑行业农民工欠薪解决措施及政策建议。     

外资持股对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影响

利用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对外资持股如何影响企业国际化经营进行了实证分析,并着重检验了外资持股经由技术研发和国际高管对国际化经营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持股会显著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在作用路径上,虽然技术研发会促进企业国际化经营,但是外资持股未对企业研发产生显著影响,表明技术研发并没有为外资持股影响企业国际化提供助力;外资持股会显著增加企业国际高管的聘用,并对国际化经营产生正向作用,表明国际高管的聘用能为外资持股影响国际化经营产生有效加持。     

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的审判思路——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例

伴随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不同民族间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纠纷也日益增多,此类纠纷因合同流转主体民族多元、流转期限过长、流转价格过低等因素在履行中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流出方通常诉请法院解除或变更合同。审判中合同稳定性与情势变更之间的法律适用问题日益凸显,对此需要从法律、民族、社会的视角进行综合考量,在明确审判思路的基础上能动司法,提出规范和促进边疆民族地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司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