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变更权限定与扩大的博弈——以司法权界限论为视角

司法变更权作为对行政权的有效控制手段,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起着重要作用,但过分扩大司法变更权的范围必将影响权力分配结构的合理与平衡。从司法权界限理论来看,改革和完善司法变更权制度并不在于将其适用范围扩大至一般行政行为,而在于厘清《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4项规定的立法原意,明确界定"显示公正"与"行政处罚"的内涵与外延,严格限定司法变更权适用的范围,以此界分并平衡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在法治建设中的制度角色。     

从舆情传播看电商价格大战

从京东商城与苏宁电器高管在微博上的针锋相对、相约“开战”,到网民的争相转告、驻足围观,再到包括网站、报纸、电视在内的各类媒体的关注与评论,足以体现这个话题的热度。     

论非法集资犯罪多次追诉的合理限制

非法集资犯罪审理过程中,公诉机关以发现新的犯罪事实为由补充起诉或另案起诉的现象较为普遍,多次追诉问题由此而生。非法集资犯罪属于集合犯,应从整体上进行刑法评价,在诉讼法上属于一个自然事实,补充起诉或另案起诉实质上系同一犯罪事实内的补全起诉。在前诉案件审理过程中,为了保障审判的完整性,应当允许公诉机关采用变更起诉形式补全起诉,但应以两次为限,并且只能针对新发现的他部事实提起。在提起时间上,应限定在前诉案件法庭辩论终结前。如果前诉案件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则不允许公诉机关另案起诉,以维护生效裁判的既判力。     

政治社会化与政治信仰重建

社会信仰的变迁总是伴随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这种变迁,往往表现为不同程度的“信仰不适应”状态。目前我国正处于历史的重大转型进程当中,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更、转换和发展,既呈现出各种各样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生动景象,也在一定范围内激发了各种社会矛盾并形成为政治压力和挑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政治信仰的重建,如何在一个处于重大转型但又是连续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有效实现政治信仰体系的调适、重建?     

媒介化研究:一种新的传播研究范式

晚近十年,欧陆传播与文化研究陆续从"媒介研究"转向"媒介化研究",从而开启了传播学研究的范式变更。这种变革体现及其影响体现在以下四个层面:首先,"媒介化转向"带来的是欧陆传播研究学界的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其次,这一研究范式转移的核心要点在于重新认识媒介;再次,媒介化研究作为一种传播研究的新范式必须被置于"比较的视野"中,从而与其同时期理论的对话与勾连;最后,媒介化研究可以为当代中国的传播研究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启示和课题,为国内传播学研究开辟新的研究视角。     

人身保险中被保险人的合同控制权研究

我国保险法赋予了被保险人变更受益人等控制保险合同的权利,当被保险人欲撤销其同意或者事后对保险合同的订立表示反悔时,完全可以通过变更受益人来避免道德风险或者通过变更受益人间接使得投保人解除保险合同,而无需通过赋予被保险人解除权等权利的方式来达到保护被保险人的目的。     

论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效力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导致情势变更发生的因素并因此直接影响到合同履行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情势变更早已为司法解释和审判实践认可并日益被重视,因此对情势变更原则的深层研究也日益迫切.就情势变更原则对合同效力的影响进行深层次的研究,对合同法在立法上的进一步完善和司法实践具有积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再交涉义务理论

再交涉义务作为情事变更制度法律后果的一个方面，是一种独特的法定义务，受情事变更影响处于不利方的当：事人，可中止履行合同。若当事人再交涉未速成协议，当事人应当恢复履行或诉请变更或解除合同。再交涉义务理论在中国还是一个学理上讨论的问题，司法解释也没有涉及，非常值得探讨。     

企业控制权与高管激励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基于化工行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摘要］基于我国沪市化工企业的相关数据,分别检验了企业控制权和高管激励机制两因素对企业环境绩效管理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或是个人,上市公司的环境绩效水平没有显著差异;较之于非国有最终控制企业,最终控制人为省级以下政府部门的上市公司其环境绩效水平显著较高,但最终控制人为中央和省级政府部门的上市公司没有表现出显著优势;选择让董事长直接从上市公司领薪和（或）增加其持股量的方式可以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水平,但是总经理不论是否选择从上市公司领薪和（或）增加持股量,对上市公司环境绩效水平的影响都不显著。     

超额劳动雇佣能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吗? ——基于我国税制变更的经验证据

企业的逐利本性使得企业有动机利用政府的就业激励政策增加税收优惠,减少税收负担.文章以2006—2015年间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研究了企业超额劳动雇佣与其税收负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公司劳动雇佣与公司实际所得税税率显著负相关;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民营控股公司的超额劳动雇佣与税收负担间的负相关关系显著更低,但在地方控股公司和中央控股公司间并没有发现两者存在显著差异;2008年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后,企业利用劳动雇佣获得税收优惠的空间减少,企业超额劳动雇佣与实际税率的负相关关系降低.文章研究厘清了公司超额劳动雇佣与实际税收负担之间关系的内在逻辑,验证了税制变更和最终控制人性质差异对劳动雇佣与税收负担间关系的影响,说明政府目标和制度变更会影响公司行为的选择,进而影响公司的税收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