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汝瑰:潜伏在蒋介石身边的“红色卧底”(下)

率领七十二军起义,气得蒋介石大骂"娘希匹"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几百万精锐嫡系主力已丧失殆尽,蒋家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分崩离析的绝境。郭汝瑰回忆说:凭我多年的经验,我知道蒋介石作战失败经常迁怒于人。近来我多少有点敏感,觉得有人中伤我,蒋介石已开始对我不信任。我是深深了解特务手段的残酷的。一想到万一情况败...     

风光无限“第二春”

我是2002年从报社编辑的岗位上退休的。从1962年大学毕业时算起,我整整工作了40年。在即将退休时,我就跟朋友说过:我即将迈入人生"第二春",因为我预见到:退休之后的时光将会是更加美好的时光,是更加自由、轻松、快活的时光,是更加丰富、多彩、有趣的时光。在这"第二春"的时光里,没有了在职时节奏紧迫的压力感,没有了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随之而来的是一个更为广阔、自由、活泼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你可以更加努力地去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你可以接触社会上更多的知心朋友,你可以参加社会上更多的有意义的活动,你可以为社会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我从退休到现在,     

二代身份证现语病折射出什么?

汉语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种,具有几千年的历史,其内涵博大精深。然而,时下汉语使用混乱却随处可见:随意造字,不讲究语法,词不达意,语汇贫乏,表达混乱,书写不规范等等。第二代身份证出现语病就是一例。据《新京报》报道,全国人大代表、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韩德云建议立即改进"第二代身份证"设计版面。韩德云认为,"二代证"有4处语病。一是印有照片的一面有"公民身份"字样,而另一面则印有"居民身份证"五个大字,"公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经典诠释与信仰重建——中国传统经学现代化的三种路向

清代的“乾嘉学派”似乎已经暗示了经学现代化的某种可能,然而其以“小学考据”替换“经学诠释”甚至发展为“语典之学”,却无形中对经学本身造成了冲击。而“古史辨派”则以其所标榜的“疑古”精神,意图明确地想要推翻传统经学的根基。但是,在“后批判”时代的今天,利科有关“第二朴真”的命题却为我们重拾经学信仰提供了某种新的契机。此外,西方的现代诠释学,也为“经学”向“后经学”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理论资源。     

利用中水

<正>水质性缺水是当前人们面临的重要问题,针对这一现状,在大力开展节水行动的同时,应积极开发利用新的水源,中水就是首选的"城市第二水源"。中水利用其实离老百姓并不遥远,注意节水的人通常会把洗脸水、洗菜水、洗衣水等等收集起     

习近平对毛泽东赶考话语的继承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赶考”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概念。毛泽东在总结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革命的兴衰成败中提出赶考话语,并提出“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坚持“两个务必”。习近平高度重视毛泽东提出的赶考话语,提出走好新的赶考之路,坚持“三个务必”,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习近平以史为鉴,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赶考话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     

后文学产业链:无形文化资产的价值实现路径

通过解剖典型的个案,概括出作为无形文化资产(遗产)的文学,从无形转为有形的物化形态,衍生为产业链,从而走向当代价值实现的三个重要前提条件;并论述了“后文学产业链”的三级资源化过程,以及被资源化之后,传统文学活动系统中的作家、作品、读者三大要素的地位和功能的蜕变,分析了文学作为审美意识形态具有“不可资源化”的特质。     

深刻理解“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每一次重大理论创新都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它否定了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了“文化保守主义和复古主义”,超越了“体用论”,提供了一把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钥匙。“第二个结合”深化了我们对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推动全党全社会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在理论和实践上焕发出思想解放的伟力。     

《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多维阐释与实践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文化》为研究阵地,展开了“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在价值维度上,“第二个结合”彰显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争取革命胜利和新文化建设的重要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作出系统性总结。在目标导向上,“第二个结合”充分发挥了思想文化战线的动员和团结的作用,并为“中国向何处去”指明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在话语建构上,“第二个结合”明确了革命的盟长资格必须由共产主义承担,并科学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合法性问题。在路径探索上,“民族形式”讨论孕育了继往开来、兼具民族性和国际性的新文化发展之路。《中国文化》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阐释与探索对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