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式炫耀、功能检视与规制应对——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符号化样态及其治理启示

在国家保持高压打击态势的背景下,黑社会性质组织出现了采用"劣迹化"身份、"脸谱化"形象、"模式化"举止和"表演化"仪式等符号化样态以取代传统暴力特征的演进。符号化样态的运用,具有对内黏合成员的整合功能、对外塑造实力的威慑功能,以及降低刑事惩治风险的规避功能。就刑事治理而言,首先,在刑事立法层面,可考虑以"黑社会组织"一词统一指称涉黑犯罪组织,并将符号化样态纳入黑社会组织认定标准作为近期方案,将择机制定《反黑社会组织法》作为远期方案。其次,在刑事司法层面应摒弃黑社会组织必须具有暴力性的狭隘认识,对采取符号化样态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依法适用刑罚。     

贵州省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防控对策研究

通过对贵州省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的案例分析,研究其基本特征,可得出结论:贵州省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还处于初级阶段,犯罪组织以松散型的犯罪形态为主,活动地域范围较小,组织成员年龄较小,文化程度较低,具有明显的经济特征和暴力特征.同时,有向更高阶段发展,由"黑"变"白"、由"白"变"红"的趋势.防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充分认识防控工作重要性,严防黑社会性质组织插手群体性事件,进一步从源头上斩断其经济来源,同时加强对青少年的价值观教育和对高危人群的监管,构筑起全民参与的防控体系.     

文强们的黑金帝国

重庆黑帮的成长,印证了很多国际城市曾经走过的道路：随着经济飞速增长,新移民群体膨胀,政府却无法提供完善的公共品——秩序时,黑社会组织的壮大几乎是无可避免的。它在政府能力不足时。提供了一种“自利性的秩序”。而这座城市悠久的地下社会传统,也在这一背景下“木乃伊复活”了。在其发展到一定规模时,两种秩序必然发生强烈冲撞。最坏的结果是政权为其操纵,经济命脉为其把控,社会耗尽元气成为一潭腐臭的死水。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对策——以“文强案”为视角考量

随着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组织犯罪愈显猖獗,并且已经发展到中级形态,这对我国的治安状况是个严峻的考验。2009年的“文强案”凸显出我国当下有组织犯罪与黑恶势力的新特征。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从社会反腐、行业监控和完善法律几个方面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有组织犯罪。     

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疑难问题研析

黑社会性质组织作为最大的犯罪之源,应予以严厉打击。准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是给以严厉打击的前提,对其认定既不可随意降低标准,也不可刻意拔高标准。准确地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就要以《刑法》第294条第1款的立法解释为依据,彻底贯彻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和坚持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则。在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时,应准确把握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本质特征即非法控制性特征,界定“保护伞”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的界限以及严格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只有准确地研究和解决以上疑难问题,方能在“打黑除恶”行动中严厉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     

论我国有组织犯罪的特征及对策——以“文强案”为视角考量

随着我国社会各个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有组织犯罪愈显猖獗,并且已经发展到中级形态,这对我国的治安状况是个严峻的考验。2009年的"文强案"凸显出我国当下有组织犯罪与黑恶势力的新特征。我们必须对症下药,从社会反腐、行业监控和完善法律几个方面来应对日益严峻的有组织犯罪。     

论形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历史文化原因及对策

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有其独特的历史文化根源。游侠文化是其历史根源、帮派习气是其组织根源、江湖义气是其思想根源、经济利益是其行为根源。暴力犯罪、组织公司化、渗透力强、敛取大量财富是其现实特征。防控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深入进行文化反思、彻底开展思想批判、不断健全市场经济秩序,从完善立法和惩治腐败两个方面加大打击力度,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黑社会组织模式、行为及司法化的认识与处置

黑社会的犯罪模式依附于组织模式。目前在立法层面上只将其作为组织行为进行界定和处罚,使对该类犯罪行为的界定和处罚显现立法的缺损,犯罪的危害性得不到清晰的描述。而在现代社会中,传统的黑社会组织的模式和犯罪行为早已发生了变化。坚持传统标准,对我国目前仍处于滋生发展期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和犯罪模式的确定显然是不利的,只会束缚我们对当今中国发生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模式和行为方式的认识,给立法设定更多的障碍,延误对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打击的及时和准确,更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