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构建和谐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其基础是法治。法产生和存在的依据是调整人类社会存在的各种矛盾。社会矛盾的本质是利益矛盾,而法正是通过权利与义务来调整社会的各种利益关系。法是正义的体现,法治是社会实现公平正义与诚信友爱的根本条件。和谐社会构建需要物质的政治的精神的文明作为基础,法正是促进社会文明的重要工具。     

实现马克思“货币为人服务”理想的途径和意义

“货币为人服务”作为一种货币理念是马克思在1847年提出的,2004年在《富国律》中实现,间隔138年。期间人们对经济危机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其中欧文.费雪和凯恩斯贡献卓越。经济危机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货币发放标准”问题,其答案“货币为人服务”曾经在马克思的脑海里一闪而过,可惜被计划体制误解。弗里德曼是首个在货币中引入“人”的人,他使传统的“物币理论”变成了“物币人币折中理论”,“货币为人服务”理念取得阶段性胜利。《富国律》提出了完全的“人币理论”与“模型”,使消灭“失业、生产不足与生产过剩”成为可能,从而马克思所提出的“货币为人服务”的思想得以完全实现。     

历史唯物主义的古典情怀和现代意蕴--基于《费尔巴哈论》的视角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宣告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终结和唯物史观的确立。本文从历史的动力、主体、规律和目的四个层面来揭示恩格斯所理解的历史唯物主义,并试图探讨如何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发展到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如何从古典历史主义进而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以及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气质上所具有的古典情怀和所开启的现代意蕴。     

法治湖南建设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思路与框架

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是客观评价的基础。法治湖南建设评价既是对建设进程也是对建设效果的评价,因此,应以分解、细化和量化《法治湖南建设纲要》的精神实质为出发点,保证党委和政府、专家、社会公众对评价过程的参与性,从基本举措、客观成效和主观感受三个维度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双重可诉规则在英国法中的变迁对我国的启示

2011年4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彻底废除了双重可诉规则在侵权领域的适用。回顾与评价英国立法,结合我国国情和立法现状,双重可诉原则仍在特定范围内有保留的必要,可以考虑在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等领域保留适用双重可诉规则,亦或是通过其他方式实现双重可诉规则中法院地法施以某种限制的目的。     

数据修订、实时估计与时变参数货币政策规则抉择

本文拓展构建了后顾、同期和前瞻三种类型的货币政策规则,并基于实时数据和最终数据实证分析数据修订和实时估计对货币政策参数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数据修订对泰勒规则的影响取决于不同模型,而且在三种模型设定中,盯住产出缺口和通胀目标的时变参数均在不同程度上受数据修订的影响。特别是,对于最终数据,采用同期性货币政策规则展开估计最为有效;而对于实时数据,则基于后顾性货币政策规则模型估计是最佳的。最后,本文在数据选择和模型匹配上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理性回归：约束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的法治径路

地方政府的经济调控行为是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依照现行中央与地方的分权体制,地方政府具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事权,在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因其主观偏好而发生经济调控行为的短期性倾向。文章提出,应通过立法监控、程序监控和司法监督,即通过法治约束达到地方政府经济调控行为实现理性回归。     

“德治”本意之探源 ——法治语境下的重新考释

在当前中国法学的语境中,一说起"德治",人们似乎很自然地就有"德"--"道德"--"道德治理"的联想,中国传统社会则被认为是道德治理的典型.然而这种观念并没有说出"德治"的核心理念,只是一些学者想当然的结果.事实上,"德"在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上并不具体指称道德,它主要是一个具有哲学本体意义的概念.相应的,"德治"也并非道德之治,它是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一种社会治理方式,是贤人之治和民本之治两个核心内涵的有机结合.此外,由于道德具有更多的主观性、情感性等内在面相,它根本不能构成一种治理方式,法学界所谓的"道德之治"实际上所要表达的应该是伦理之治的意思.     

Pareto法则与效益公式

激烈的市场竞争使人们自然对影响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很感兴趣,本文从ＰＡＲＥＴＯ 法则出发,探讨风险意识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提出假设,建立了一个风险模型,发现了一个“稳赢区”,得到一个“效益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