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

随着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各地政府推进绿色技术创新成为降低环境污染和提高增长质量的主要途径。为了考察地方政府环境分权和竞争对绿色技术创新影响的“本地—邻地”效应,本文利用非期望产出EBM模型测度绿色技术创新程度,并将绿色技术创新指数引入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最后,结合2003-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路径依赖、空间集聚以及邻近地区的策略竞争效应;(2)环境分权对本地和邻地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U型”变动特征,且现阶段并未跨越分权驱动创新的临界点;(3)环境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的交互效应整体为负,环境行政分权、环境监察分权和环境监测分权等不同类型环境分权采取的策略并不相同;(4)区域环境分权产生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中西部地区环境分权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更强。     

“一核多元”型社区综合整治合作生产模式研究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

老旧小区综合整治事关公众切身利益,体现国家服务效能与治理能力。 基于合作生产理论、公共价值和战略三角模 型间关系,从党建引领视角提出“一核多元”型综合整治合作生产模式。 以北京市 J 社区为例,采用张力分析工具,从使命管 理、政治管理与运营管理层面建构综合整治张力分析模型。 分析发现,党建引领的综合整治合作生产可促进社区合作生产网 络的形成与发展,这对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低碳视角下农业集约化、绿色化与资源再生化 的实现机制研究

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历史机遇期,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和资源再生化,构建资源节约型、绿色低碳型、生态循环型的农业发展模式,对于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0-2018年我国31个省份为研究对象,通过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刻画资源消耗、农业产出、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动态传导机制。结果表明:(1)东部农业"碳达峰"节点出现较早,东北、西部相对较晚;2018年农业碳排放居前三的省份为湖南、黑龙江、河南,居后三的为北京、天津、上海;(2)资源消耗和农业产出之间呈现"低投入高产出"的农业集约化生产模式,但影响力微弱;农业产出和农业碳排放之间"高产出高排放"的情形长期面临农业绿色化的严峻考验;农业碳排放与资源消耗之间呈现"低排放低投入"的资源再生化现象,影响力短期微弱长期较强;(3)推动实现农业集约化、绿色化、资源再生化的关键在于探索降低农业碳排放的多重路径。因此,应强化农业集约化生产,充分发展资源再生化模式,探索形成农业绿色化格局新路径,以此来加快实现碳减排目标,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     

知识缺失还是知识自负？知识水平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中国10个城市成年受访者的调查,发现公众对当前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风险水平较高,反映其对食品安全形势较担忧,且对政府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存在信任危机。不过公众的感知控制力较高,普遍认为自己有保障自身食品安全的能力,因此在日常的食品消费中仍然有较高的信心。研究证实中国公众在食品安全的知识层面存在着知识自负现象,公众自我评估的主观知识水平显著高于实际拥有的客观知识水平,且真正对公众食品安全信心产生影响的是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这说明传统缺失模型所倡导的以科普、辟谣为主要形式的致力于教育公众、提升公众客观知识水平的行动能够取得的效果可能非常有限;而公众的主观知识水平和感知控制力的提升能有效提振公众的食品安全信心。     

按“知”分配何以可能？

我国高校教师薪酬在计划经济时期以平均分配为价值取向,在市场经济时期以效率为价值取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和知识经济时期,鼓励知识创新和兑现知识价值成为新的取向。我国高校现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虽然将教师的实际贡献与薪酬分配联系了起来,但也存在薪酬结构缺陷、薪酬测量失真、薪酬激励偏移和薪酬调整滞后等问题。与岗位绩效工资相比,按“知”分配的3P-M薪酬模型改进了人力资本薪酬（P₁）,以补偿教师人力资本的前期投入、当期追加和后期增值;调整了岗位薪酬（P₂）,通过强化保障性薪酬以轧平薪酬曲线斜率;优化了绩效薪酬（P₃）,以解决教师多任务“委托—代理”的契约设计问题;新增了市场薪酬（M）,以补偿因内部薪酬总量不足给教师带来的潜在损失。其中,3P重在盘活存量,M重在扩充增量,两者共同构成了3+X薪酬体系。     

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农业经营模式的形塑机制——基于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发展的思考

通过对宁夏南部地区蔬菜产业中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建立过程的分析,发现行政、资本与乡土社会是形塑农业经营模式的三个基本因素。具体而言,政府投入的资源和开展的基础性工作,体现了行政力量在新型农业经营模式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引导和保障作用。而在农业高度市场化的情况下,新型的规模化、资本化农业经营模式的建立和发展又离不开资本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也就是说,资本必须通过对劳动力的有效管理生产出符合市场要求的农产品,才能确保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成功。而新型农业经营模式能否立足,还取决于资本能否处理好自身与乡土社会的关系,因为后者是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立足的“社会基础”。基于此,可以认为,行政、资本和乡土社会三个因素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形塑了我国农业的经营模式及未来的发展形态。     

新型村集体经济何以带动乡村共同富裕？——基于ANT视角的分析

促进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难点问题。以山东省代村为例,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解构了新型村集体经济异质行动者网络转译过程,剖析了村集体经济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发现:新型村集体经济发展推动村民实现共同富裕过程,是以乡村政治精英领导的村“两委”班子为关键人类行动者和土地、房屋等非人类行动者,通过行政征召、专家征召、文化征召等方式推动行动者网络形成与发展,并不断破解村民的异议与矛盾,从而达成利益联盟,构建稳定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发展过程。以村民利益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思路和村干部说服性治理工作逻辑在矛盾化解、争取村民信任与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新型村集体经济进一步推动了村内民生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公平利益分配、文化权益保障等方式实现了村民物质富裕与精神文化富有。     

国家治理中的第三次分配:美国镜鉴与中国道路

第三次分配在中国推动共同富裕迈入新阶段的当下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国家社会关系视角,将第三次分配划分为强政府大社会、弱政府大社会、强政府小社会、弱政府小社会4种实践模式。美国第三次分配建构起了弱政府大社会实践模式,以社会主导、政府监管、政治中立为主要特征。工具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成功经验,形成了文化、组织、制度及技术“四位一体”的逻辑理路。隐藏在工具理性外衣下的阶级理性是美国第三次分配的失败教训,在阶级理性思维影响下,社会“私”的方面被放大,形成了以捐赠者为中心的家长制作风。中国第三次分配是先富带动后富、助推共同富裕的实现方式,它深嵌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第三次分配不能照搬美国模式,需要在充分吸收工具理性和摒弃阶级理性的经验教训基础上,塑造强政府大社会模式,将中国文化要素融入制度体系,增强第三次分配主体规范性,加大第三次分配激励力度,完善第三次分配监管体系,持续并高度关注贫困人群。     

元宇宙与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时代课题,元宇宙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必然面对的技术基础和社会环境。作为新的技术基础,元宇宙将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从零散化走向系统化。作为社会环境,网络沉溺问题、意识形态安全问题、数字异化问题在元宇宙依旧存在,甚至风险加剧,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在元宇宙中依旧面临着种种危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发展的未来掌握在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手中,要合理面对数字技术及其引发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变化,处理好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数字技术与思想政治教育、人与数字技术之间的关系,利用数字技术的特征助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人际信任的自我削弱与熟人社会变迁

接续阶层分化的研究路径,从农民互惠博弈内生视角出发,构建"人际信任-熟人社会"的分析框架,以揭示熟人社会变迁的微观动力机制。研究认为,小农经济的生产形态与农耕文明时期低社会生产力水平以致农民长期面临生存威胁之间的张力,催生了广布于乡村社会的互惠网络,农民人际信任的自我增强与经济互助及道德声誉制度的自我实施相互作用,生成并维系传统熟人社会及其发展。市场性的输入以经济分化和农民离村为着力点打破了这一继替格局。农民摆脱生存威胁后,其互惠付出意愿降低,进而影响博弈双方的行为选择。当信任的自我削弱使农民的制度化信念发生质变时,熟人社会逐步解体趋势难以逆转。流动性社会中,基于连接性社会网络建立新型农村社区,是乡村社会发展的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