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日本海航路"的形成及对东北亚的影响

历史上日本海航路交通网络是由日本到朝鲜三港的水上航路及朝鲜三港到中国东北腹地的铁路交通构成。日本海航路开通后,日本帝国主义极力经营朝鲜三港,使朝鲜三港的贸易迅速发展。随着日本海交通网络的构建,东北亚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新兴工业带,并形成了以牡丹江、佳木斯为中心的东北亚城市群。     

中国钢铁产业关联效应及国际比较分析

 本文应用投入产出表计算了中国钢铁产业关联效应及其国际比较,并分析了各项最终需求对钢铁产业生产的诱发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我国钢铁产业对黑色金属矿采选业后向直接关联效应明显高于其它七国;包括中国、巴西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钢铁产业对建筑业的前向关联效应远远高于发达国家;我国钢铁产业对国民经济的拉动效应低于其它七个产钢大国,且其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呈降低趋势;投资需求仍然是诱发我国钢铁产业生产的最重要因素,明显高于日本、美国等钢铁强国,也高于印度和巴西等钢产量很大的发展中国家;出口需求对钢铁产业生产的拉动效应明显低于钢产量远小于中国的日本等OECD国家。     

多重制度逻辑与产业扶贫项目的异化 ——组织场域的视角

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途径,产业扶贫在实践过程中常常出现瞄不准或瞄准了但效果不突出的情形,组织场域为揭示其中的奥秘提供了有益视角。Y村的案例表明,在产业扶贫的组织场域内,地方政府与烟草公司在各自领域制度环境的制约下对自身参与产业扶贫的行为作出适应性的调整,改变了产业扶贫场域内的资讯交换渠道与资源传递方式,进而形成了组织行为主体参与产业扶贫的隐形运行逻辑。循此逻辑,非正式权力与利益的勾连固化了组织行为主体的权力关系与场域位置,扶贫资源经由村委会与合作社的承接更多流向村干部及种植大户等村庄精英群体,贫困农户则处于边缘位置。组织场域内中心--边缘关系结构的形成最终导致产业扶贫实践中制度表达与项目实践的背离。     

我国农村劳动力回流的效应与对策分析

农村劳动力流动这一现象早在新中国成立不久就已经存在,但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并日渐成为令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则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尤其是90年代初以来.改革开放初期,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隐性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显性化,富余劳动力开始离开传统的农业进入其他领域,由农村进入城镇,这形成了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这也是农村人口流动的主流.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动交织着外流与回流并行的势头,在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的同时,部分外出劳动力放弃了外出生活,返回家乡.那么,这部分外出劳动力的回流会产生怎样的效应,如何鼓励积极性的回流,使之成为一种有序的回流,这对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三农"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连锁董事治理效应的实证分析——基于内在机理视角的探讨

本文按照中观、微观、个体的逻辑分析思路,分别从连锁董事网、公司董事会和连锁董事的个人行为特征这三个层面来解析连锁董事产生治理效应的内在机理:认为连锁董事网的嵌入性影响着公司的资源获取能力、协调控制能力和环境应变能力;连锁董事的引进可改善董事会的结构,影响着董事会的战略参与与功能整合;而连锁董事个人的行为动机与个人能力将会约束其治理效应的发挥.从而表现为网络镶嵌、公司行为与个人动机的有机结合与共同作用.本文基于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40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与构建时刻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对连锁董事的治理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相应的结论:公司所处连锁董事网的规模、公司的网络中心度以及连锁董事所担任的董事数目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董事会中连锁董事比例的治理效应没有得到确定性验证,而连锁董事的持股与公司治理绩效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的连锁董事在任职特征及网络嵌入性上具有积极的治理效应,并提出相关的建议.     

沪深股市指数效应的行为金融学解释

指数效应是证券市场的一个异常现象。文章利用事件分析方法,以沪深300和上证180指数调整的样本股为研究对象,检验个股在调整前后的异常收益率和异常交易量,得出指数效应显著存在的结论,并用行为金融理论解释其成因。最后提出指数效应的应用、保护中小投资者和完善监管方面的建议。     

不同磁场作用下的塞曼效应分析

运用微扰理论研究了不同磁场下的塞曼效应.结果表明,在强磁场下发光原子表现正常塞曼效应;在弱磁场下发光原子表现为反常塞曼效应.     

试论清朝满蒙联姻政策的特点及其积极影响

满蒙联姻政策是清朝民族政策一个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同前代相比,清朝的满蒙联姻具有制度性以及大规模、多层次、持续性等特点。这种联姻政策所形成的姻亲关系,对满蒙两族的长期和好、对清廷统辖与治理边疆蒙古地区乃至利用蒙古族的军事力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于促进满蒙汉各族在政治、经济、风俗文化各方面的互相融合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时间之窗与时间之创——留守经历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时间效应

本文从生命历程视角出发,基于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从累积留守时长、结束留守时长、留守阶段、留守时监护类型等维度分析了童年期留守经历对个体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研究发现,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有长期负面影响,并具有“双重时间效应”：累积留守时间越长,对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 且留守者成年后主观幸福感并不会因结束留守时长的增加而回升; 留守经历对个体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呈现“初中留守＜小学留守＜学前留守”的逆向递增特点,即学前阶段是影响个体主观幸福感的“关键窗口”;无论是哪个阶段,单亲监护和祖辈监护都会对个体主观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且呈现“单亲监护>祖辈监护>双亲监护”的特点。     

闽学与湖湘学

闽学与湖湘学都是二程洛学在南宋的流衍与发展。两个理学流派从各自初创时起 ,便有着极其密切而友好的学术关系 ,他们互相切磋 ,彼此诱发 ,推动各自的发展 ,也促进了南宋理学的繁荣。但到了朱子时代 ,两个学派关系之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 ,从讲友变成了论敌。尤其在张南轩过世以后 ,闽学以老大的姿态凌驾于湖湘学之上 ,遏制了湖湘学派的发展并相当程度地造成了中国学术发展的损失。